好书推荐——《我的前半生》

时间：2015-12-05 14:56    来源：郑州教育网  

　　内容简介:

　　《我的前半生》是中国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抚顺战犯看管所中所写的“反省式”自传，溥仪作为清朝的第十二位皇帝，也是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三岁登基，合法在位三年，之后又任伪满洲国皇帝13年。《我的前半生》记录了溥仪从登基到流亡到接受新中国“改造”等过程，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本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自省书，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瞥见特定历史环境末代皇帝的悲剧与喜剧，他的人生道路凝聚着近现代社会的变迁。溥仪晚年本想写一部《我的后半生》，可惜未如愿。

　　创作历程：

　　从《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书前《出版说明》即知此书另有隐衷：“爱新觉罗·溥仪在苏联羁押期间，就曾给苏联内务部门写过‘陈述书’，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1950年他从苏联被押送回国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指令下，不止一次地撰写自传，揭露自己和检举日寇及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时间大约在1951年至1954年之间。这是孕育《我的前半生》的阶段。”这里所说当然不是后来写作成书拿来出版的末代皇帝之著作，只应当作检讨交代材料而已，这样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多如牛毛，无须惊怪，然而接下来的说明就有新的发展：“受日本战犯撰写忏悔录总结前半生的启发，抚顺战犯管理所认为，日本战犯自觉地揭露侵华的残暴罪行，是促进他们加强改造的好办法，就让伪满战犯都来效仿，写写自己的前半生。伪满战犯都写了，题目都叫做‘我的前半生’。在所方的反复教育下，溥仪于1957年下半年起，开始撰写《我的前半生》，历时一年半左右。在这个过程中，所方领导亲自审阅书稿，帮助他推敲和修改。由于溥仪写作能力较差，所方就指令溥杰帮助他写，还让许多伪满大臣、将官为他提供伪满时期的材料;又从辽宁图书馆借来一些图书，包括许多演义小说，如《清宫十三朝演义》等稗官野史，供其参考。成稿后由战犯自刻蜡版，印出油印本。于是就产生了摇篮时期的《我的前半生》。”

　　溥仪初写此书还是个被关押改造的战犯，他的求生欲望特别强，正像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写“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活着成为最高价值，为了求生何者不能为?因而，作为“认罪材料”的《我的前半生》就不能不表现出强烈的“犯人求生心态”。这与铁窗之外、没有压力的自由写作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就让我们很难分清书中所写哪些是溥仪真正的思想转变，哪些是为了取悦于监狱管理人员、取悦于社会主流、并不一定反映自己真正的思想认识的东西。毛泽东批评此书时说“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把自己说的太坏”，他说的也就是这种“犯人心态”。

　　何认识他在宫中时教他英语的英国师傅庄士敦。我们从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和后来溥仪对庄士敦为人和事迹叙述中可见他对这位“洋师傅”是有好感的。可是这一节的题目就是“庄士敦和我崇拜帝国主义思想”，文中把他说成是“英帝国主义者派来的特务”、“祖国人民的敌人”。其实，当年溥仪作为青年人(只十六七岁)，厌倦清宫腐朽没落、死气沉沉的生活，厌恶宫中的礼制，平时连到大街上走一走、看一看的自由都没有，他向往摆脱这种专制的桎梏，逃离皇宫，到欧洲去旅行、游学，怎么就叫“崇拜帝国主义”呢?这与那个时代凡是有官方背景的外国人必是该国“间谍”“特务”的主流舆论有关。另外，关于胡适见溥仪的过程，“灰皮本”介绍起因、过程与结果都与实际不符，其中有谎言，更多的是荒唐的分析。

　　关于起因，溥仪说自己只是新装了电话“好奇”，“只是想看一看这位胡适之博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实际上这件事在当年胡适日记(参见《胡适日记》1922年5月、6月)和溥仪写给胡适的信中都有记录，溥仪的“回忆”是靠不住的。

　　不过，溥仪《我的前半生》的写就，获得了特赦令。写于2010年10月的《出版说明》云：“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部书稿完成后不久，便代表全国人民，决定宽大特赦他;进而给他安排适当工作，为他提供服务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机会;并在他的工作实践中，继续教育改造他。双方都是言必行、行必果，恪守着各自的承诺。”这由此可知溥仪因为这本著名的《我的前半生》而获得了特赦。

　　《我的前半生》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及其演变，以及差别之后所隐藏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对研究当代史的学者是非常重要的，“灰皮本”在其中有其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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