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做错了哪些事?

时间：2014-11-10 13:09    来源：中国证劵期货  

　　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往往会加剧金融危机，延缓经济复苏，包括减少贸易机会、增加失业人口等。在金融危机中，如果其他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自己国家仍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将面临更大的经济损失，在世界经济发展浪潮中会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美国的次贷危机风暴不仅侵袭了金融领域，同时波及了政治社会领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引发了一系列值得重点关注的事件。其中“占领华尔街”运动、贸易保护、财政悬崖、医疗改革等为全世界所瞩目。

　　“占领华尔街”运动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由非营利性杂志网站Adbusters(广告克星)于2011年7月发起的一项和平示威活动。该运动的主要诉求有三个：一是反对贫富分化，要求改善公众境遇;二是反对金钱政治，要求分离金钱对政治的影响;三是反对继续战争，要求从海外撤军。和平示威运动得到全美70多所高校学生的支持，在一个月内蔓延到美国各大中城市，由“占领华尔街”发展到“占领洛杉矶”、“占领芝加哥”、“占领高校”，甚至蔓延至首都华盛顿，演变成一场上千人参与的“占领华盛顿”运动。2011年10月，“占领华尔街”示威游行蔓延到全球1500个城市，演变为一场全球性活动。

　　这场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次贷危机的爆发造成大量人口失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失业率从2007年的4.6%一路飙升到2011年年初的9.7%，至2013年方回落至6.7%。仍保有工作的就业者工作时间延长，工作量加大，但酬劳却在下降。与此同时，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加剧。2010年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所得，相比1999年下降了12.1%，收入最高的10%的人的所得同期只下降了1.5%，而同期唯一出现收入显著增长的是最富有的1%的人群，他们拥有总收入的20%左右。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资本主义出现社会失衡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所著的《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中，对美国贫富两极分化、金融财团等利益集团绑架政策、极少数富有阶层操控政治等突出问题，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民众普遍认为是华尔街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这为社会运动的出现提供了基础。此外，之前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游行示威事件，例如在北非和西亚国家出现的社会运动、西班牙爆发的“5·15”运动、威斯康星州工会事件等，也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提供了参照。

　　危机爆发以前，美国政府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相对有利于社会的富裕阶层，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重新树立金融市场消费者的信心，并进一步推动美国金融行业的复苏与发展。但是任何措施的实施效果都不可能立竿见影，政策措施短期内无法平息社会对华尔街情绪化的愤怒。“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把次贷危机的责任推给华尔街，是情绪化的简单发泄，以表达对华尔街及其金钱政治的不满，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仅仅是民粹主义思潮的体现。但“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激发和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民意思潮，促进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实施，同时为奥巴马政府在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创造就业、鼓励创新等领域推进改革创造了民意条件。

　　贸易政策向左走

　　次贷危机后，美国出于对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综合考量，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贸易政策出现“向左走”倾向。美国众议院在2009年2月通过了《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将“buy American”(购买美国货)列为其中的一项条款。这是美国的经济救助方案中最明显的贸易保护措施之一。美国对支柱产业的保护在金融危机时期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希望通过对本国支柱产业的补贴、减税等支持来减缓经济下滑态势，并起到避免失业率攀升、促进就业的作用。

　　例如，美国向其三大汽车企业提供了174亿美元的经济振兴救助资金。不仅如此，部分政客还将矛头指向其他国家，例如中国，以此转移民众指责的视线，并为自己错误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寻找借口。一些政客认为，美国工人失业是因为中国进行了一些不公平竞争，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中美轮胎特保案。除此之外，美国还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包括一些特殊保障的调查。

　　据统计，从2008年11月至2013年5月，全球共实施了3334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仅2012年7月到2013年5月就实施了904项。其中，国家援助措施和政府采购已经占全部贸易保护措施的1/4左右，成为最重要的保护手段之一。

　　历史上就有贸易保护理论存在的基础。在16~17世纪，以托马司·孟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者倡导保护贸易政策，主张奖出限入。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以德国李斯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通过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幼稚工业的建议。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中，凯恩斯提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倡导国家应干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应建立在顺差的基础上，只有顺差才能扩大就业，增加国民收入。综上可以看出，许多经济学家都证明了贸易保护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提供了理论支撑。

　　然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往往会加剧金融危机，延缓经济复苏，包括减少贸易机会、增加失业人口等。在金融危机中，如果其他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自己国家仍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将面临更大的经济损失，在世界经济发展浪潮中会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情况那样，随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趋加深，一旦一国先采取保护行动，就会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报复。这种报复就是变被动为主动地选择贸易保护，一国在抨击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同时，也不得不选择贸易保护来减轻来自国内外的压力，这样使得贸易保护的链条开始延伸。据世贸组织[微博]估计，2008年10月以后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可能对世界贸易产生了3%的抑制作用。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认为，购买美国货的条款最多仅能为美国创造1000个就业机会，而且这样的条款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如果其他国家将其10%的市场对美国封闭，美国就会损失6.5万个就业机会，对美国来说可谓得不偿失。

　　在奥巴马做出制裁中国轮胎的决定后，美国主流媒体也持批评态度，认为这将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该决定的出台背景如下。

　　第一，劳工团体一直是奥巴马政府的铁杆儿支持者，随着美国失业率的抬头，奥巴马的压力骤增。特保案的起诉方是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理由是保护工人就业，奥巴马政府不愿因坚持自由贸易而得罪劳工团体。

　　第二，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政策向左走，“中国制造”成为主要靶子，一些政客可借机捞取政治好处，而在医疗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奥巴马需要得到这些政客的支持。这表明，次贷危机中的贸易保护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美国政府将巨大贸易赤字归咎于其他国家，试图转化矛盾并迎合国内部分政治力量，减轻当局的政治压力。

　　从本质上看，次贷危机中的贸易保护更多是一种临时政治策略，而不是根本上的政策调整。

　　财政悬崖

　　财政悬崖指的是税收减少的同时，财政支出大幅增加的状况，财政收支在这一时点实现突然性紧缩。与美国财政赤字紧密相连的就是债务问题。财政悬崖由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2012年2月7日在国会听证会上首次提出，如若国会两党不能另行达成协议进行规避，美国将在2013年1月1日同时出现税收增加与开支减少的状况。

　　财政悬崖的形成需要追溯到20世纪。美国20世纪80年代发行的国债利息颇高，吸引了大量美国国内银行机构的投资者和外国的中央银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美元打垮了世界上主要的竞争货币，美国国债依旧抢手，在第三世界国家货币普遍贬值的情况下，进口日用品的价格显得格外便宜，美国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1173.10, 3.30, 0.28%)岁月。

　　从2001年起，由于反恐战争的庞大开支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发行的各种期限的国债纷纷到期，以及越来越多的利息支出，美国被迫需要大量发行新国债来偿还旧国债。2001年1月，布什政府推出了《经济增长与税收减免协调法案》，把最高所得税税率从39.6%降到35%;2002年把资本利得税税率从20%降到15%，并将对股息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35%降到15%，减税期都为10年。最高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原定于2011年年底结束，但为了应对2007年的次贷危机，奥巴马政府把减税期限延长了两年，还出台了失业救济金计划，执行期为两年。

　　由此，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减税政策到期日将在2013年1月1日重合，退出政策效果叠加有可能强行启动削减赤字机制，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将骤减，财政支出的曲线看上去就像一道悬崖，所以叫作财政悬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测算，财政悬崖如被触发，其威力将达到8000亿美元的规模，相当于2013年美国GDP的4%。

　　财政悬崖的后果将是非常严峻的。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美国经济持续萎靡，在没有财政悬崖影响的情况下，经济增速预计只有2%左右。如若引发财政悬崖，美国经济将极度萎缩。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12年11月的报告中称，如果财政悬崖出现，2013年美国的GDP将下降0.5%，第四季度的失业率将升至9.1%。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财政悬崖将导致美国经济在2013年上半年重陷衰退状态。

　　2012年12月31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达成解决财政悬崖的妥协议案，该议案于2013年1月1日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通过。该议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从2013年开始调高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的个税税率，失业救济金政策在2013年延长一年，把原定2013年年初启动的约1100亿美元政府开支削减计划延后两个月执行等。该议案阻止了美国跌下大规模削减开支和提高税率的财政悬崖。

　　财政悬崖是美国财政长期失衡的必然产物，是财政赤字与国债急剧膨胀以至于不可持续而到达的临界状态。美国财政失衡的政治因素是美国的竞选政治。从历史上来看，美国的竞选政治从一开始就是以政治家对选民的经济承诺为竞选筹码。按照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治选举市场与经济交易市场是一样的，交换双方通常难以以远期利益为交换目标。

　　这一政治根源在经济上的表现形式就是政府长期的巨额赤字和债务经济模式。美国政府的赤字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其实是“二战”后60多年来美国政府实行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及其实施全球战略不断积累的结果。2009~2012年，美国财政赤字连续4年超过1万亿美元。

　　美国财政支出共分为三类，包括随意性支出、刚性支出和债务利息支出。随意性支出包括军费等准刚性支出，基本只能靠发债来解决。刚性支出包括社会养老和医疗保健等，加上债务利息支出的部分，就会远远超出政府的总税收收入。

　　以2011年财政年度数据为例，这两项支出比政府总税收收入多出1760亿美元。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减税政策从微观上来说对纳税人是有好处的，但是从宏观上来说，减税以后，政府的财力减弱了，刺激经济却需要大量资金，政府税收不足以支付开支，只有通过举债的模式解决资金敞口。困窘的财政逼迫政府发行更多的债券，美国政府债务总额逐年上升，且不得不持续上调债务上限。因此，即使财政悬崖的危机得以暂时化解，美国债务上限的难题仍摆在政府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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