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11-08 21:34 来源：光明日报
老潘是带着老婆孩子来到上海市郊的“老打工”。为了一家能在一起生活，租下了当地农民闲置的一户农家小院，每月500元租金，夫妻俩在两家私营纺织厂干活，每月工资加起来6000多元，但老板并不按月发放，平时只发三分之一，到年底总结账，“开始几年还行，这两三年越来越不像话，一到年底，剩下的三分之二总也不能全数到手，七扣八扣，也就只能再拿到一半左右。老板不是说我们干活这错那错，就是说企业这几年受市场影响，效益下滑。你要跟他闹，结果交情没了，饭碗也丢了，我一家人长期下去咋过?孩子要上学念书花钱，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总还有些其他开销吧?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依然两手空空，还不如回老家种地!”
老潘是许多返乡的打工者之一。打工者有打工者的苦处，老板有老板难念的经，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已经出现“用工荒”……业主和劳务者都在呼唤一个能够保障双方权益的政策与制度早日出台。
老潘要走了，三轮车将带着他一家三口，离开这块已经让他怀有一份感情的江南大地。
“回老家你干什么呢?”我问他。
“看吧。”老潘似乎对以后的日子并没有具体的目标。
“还有地吗?”
“有。都是山坡荒地，累十年也挣不出孩子的读书钱……”
“河南那边现在也有办企业的吗?”
“有。但比不上江苏这一带。我有个战友让我回去，他在市区开了一个小店，让我给他搭搭手。”老潘总算说出了他的打算。
“你战友的生活咋样?”
“别提了。”老潘摆摆手，双眸突然红红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怎么啦?”我不由追问起来。
“有烟吗?”老潘干脆搁下三轮车，从我手里要过一支烟，一声长叹：我的战友原来的家境比我强，在市郊。前些年“城市化”扩容，划进了市区，后来要拆迁搞啥工业园区，说好的每户给多少多少补贴，成年人还要安排啥工作，结果临到拆房时还没有落实。我战友脾气暴，跟拆迁的人打了起来，他老婆上前劝，结果不小心被自己的男人撞翻倒在地上，后脑勺正好碰在一扇门的钉子上……没有抢救过来。
老潘继续说：老战友的家从此衰败了。几年后，拆迁补的那些钱用光了，他原来可以维系全家生计的口粮田早已没了，变成了水泥马路。“当年在部队里虎虎生威的神枪手，如今才50岁刚出头，却满头斑白、双目呆滞。今年春节我回去见了他，心里太不是滋味了。所以他说为了解决孩子的学费，准备开个面食店，恳求我这个战友帮忙。还用说嘛，我自己在外面打工也没啥前途，便答应了他……”
“你是大作家，我想问问：现在到处都在搞城市化，多少像我战友这样的农民被城市化了，最后田没了、老家院子没了，工作一时又没有合适他们干的，你说说他们咋过日子?国家就这样对他们甩手了?你说说。”
我默然无语。几年前我曾经在山西采访一户农民，因为老宅基地问题，夫妻俩上访打官司整整跑了13年，假如不是遇到“百姓书记”梁雨润的话，这户农民还不知要继续跑上多少年……我的《根本利益》一书里记载了这件事，主人公叫畅春英——其实她的生命一点儿不顺畅，也完全缺乏春天的暖意，只有流不尽的泪水。
在北京，我认识另一个春英，她是浙江“北漂”来的小商品贩，夫妻俩在红庙一带已经有十几年了，他们的孩子出生在北京医院，吃了十几年的北京饭，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浙江老家的话反而不会说。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一直不能进北京的正规学校，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在浙江老乡自己办的“民工希望学校”度过的。春英说起孩子读书的事，有一肚子苦要跟我说：孩子上小学时，我们“浙江村”自己还没有“民工学校”，我想尽办法到处找啊，求人托人，可就是进不了北京的学校，好不容易找到一所学校，可人家提出至少五万元的赞助费。咬咬牙我们出了这个费，但后来这个学校被区里合并了，我的孩子就再也进不了新学校。结果孩子只能辍学，三年后“浙江村”自个儿办起了民工希望学校，我孩子才重新进校门。去年孩子初中毕业了，找高中学校在北京更是没有啥希望，可孩子又不愿回老家上学，他说他从小在北京，早就是北京人了，回浙江干嘛?上不了高中的孩子又一次辍学，这回孩子再不愿进校门，那我们就叫他跟着大人做生意吧，他说他没兴趣，整天跟着一帮跟他一样的农民工后代瞎逛。“我们这一代也就罢了，我们的孩子从出生到现在，里里外外都是北京味了，他们的根和叶都长在北京，不可能漂到哪儿去，如果北京啥事都排斥他们，我真担心这些孩子早晚惹出麻烦来……”春英说她现在整天为儿子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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