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悲剧储安平

时间：2013-12-03 22:23    来源：书摘  

　　1957年3月26日，于毅夫有一封给中央的信：“乔木、周扬、同志并维汉、徐冰同志： 最近了解储安平准备4月1日去光明日报就总编辑职，日前章伯钧曾约储安平、萨空了谈话，储对去光明日报工作颇有顾虑，曾表示编报方针要放，放到什么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要不要他们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言论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口号上，发表的文章有谁看?章储都主张要问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章伯钧还主张增加萨空了、常芝青(党员)为副社长，储顾虑到光明日报后人事方面可能有阻力，侧面了解储怕和原来党员总编辑常芝青搞不好。”据说80年代胡乔木还曾想请储安平出来，话说出口，才有人告诉他，储安平早就死了。(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

　　储安平本来是一个对现实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他的志向在于言论界，可是他没有估计到他的这个志向很快就由不得他自己了。储安平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对于办报纸办刊物具有很高的热情，像《观察》这样的刊物，在1949年后居然能够 复刊，这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首先储安平及《观察》同人有此愿望;其次当时政府还有这个雅量，但事后回想，人们又会为储安平的选择感到不可思议。

　　《周恩来年谱》在1949年7月12日有一条记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年谱》第834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储安平当时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有《观察》的复刊。林元回忆：“上海解放后，储向党中央请求复刊，乔木同志曾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请示复刊问题，总理说，既然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便于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碎布集》第40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虽然都是知名的文化人，但与储安平不同道，以前《观察》从未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观察》撰稿人中有《大公报》许多人，但没有范长江。

　　《观察》复刊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发行量一落千丈，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它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从1949年11月1日起，至50年5月止。《观察》在1949年以前曾发行到10万零五千份，并且出了西北航空版和台湾航空版，直接订户即有一万二千份，如果按每本刊物有10人阅读计算，它的读者约有一百万人左右。而复刊后的《观察》连三千直接订户都不到。

　　储安平个人对国民党没有好感，这种感觉是具体的，他曾经作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但后来离开了。他对共产党也有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是抽象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直接和共产党打过交道。1949年之际，多数象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还没有成为执政者。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常有某种幻想和错觉，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这种心理使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选择中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储安平不容于国民党，1948年《观察》被国民党查封，他逃离上海，才免于囚禁。个人的直接遭遇，让他再去选择国民党，恐怕不太可能，他在1949年后，曾两度试图在新的环境下重振自由主义的理想，但又毫无所成。1949年，新政权刚一建立，他要恢复《观察》，天遂人愿，《观察》复刊了，但此《观察》已不是彼《观察》，他也无可奈何。离开《新观察》，去新疆考察，他为新的生活所感动，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他已失去了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环境，如果不是1957年夏天的言论，我们会说40年代的储安平，居然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曲折和痛苦就成了新的知识分子，这太难令人相信，然而历史总是由人的具体经历构成的。如果储安平，或者说他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新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就难以理解，1957年会有那么多经过思想改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精神状态。储安平1949年后的第一次选择以平和的方式失败了，他离开《新观察》。1957年夏天，他的第二次选择，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却给他终身带来 不幸。可以肯定地说，储安平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也是储安平个人的，内在性格的悲剧因素使他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最终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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