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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郑永年: “百日计划”达成初步成果 中美都做出了努力

时间:2017-07-30 00:00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中美关系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是因为中美在民间、企业、科研等领域都有很好的交流。中美之间有上千个平台一直保持互动,即使政治关系起起落落,中美关系也不会太差,因为是互为利益相关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已半年。7月20日,白宫网站发布声明称,特朗普对美国经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选以来,道琼斯指数上涨了17%,已25次创下新高;1月以来,美国新增86.3万个工作岗位,其中82.1万岗位由私营企业创造。

  半年之内,特朗普一共签署42项法案,但在如基础设施建设、税收改革、废除或取代“奥巴马医改”等方面并未取得进展。特朗普在医保法案上屡屡受挫,更令市场质疑其在国会推进其他重要计划的能力。

  就特朗普半年执政的表现、政策推行的前景、中美关系走向等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特朗普在权限范围内很努力

  《21世纪》:你如何评价特朗普执政半年的表现?怎么看他推进“税改”等政策的前景?

  郑永年:特朗普在总统的权限范围内很努力,签署了很多行政命令,但内部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进展不大。所以可以发现,最近他转向外交了,感觉外交比内政更容易些。

  美国是制度化水平很高的国家,但目前很多高级官员的位置还空着、悬着,他也一直在“推特治国”,建立了自己“非正统”的权力体系,比如重用女婿、女儿,正式的渠道没有重视起来,美国的智库也被边缘化。

  一方面,他要推行计划就必须通过官僚体制;另一方面,他又是反官僚体系、反既得利益的,这是个矛盾。可以看到他当政半年来,与各部门的对抗非常强烈,谁来帮他做事?那么多计划显然不可能都通过非正式的权力体系来实施,这是他面临的困境。

  所以,特朗普想推行的改革和政策遇到不少阻力。有一些可以做。比如增加军费也是再工业化、增加就业的一部分,这点也不能忽视。美国军备完全是私人部门、军火商在做,涉及美国航天、航空、潜艇等很多先进技术,增加军费对美国经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特朗普治国基本沿用了治理公司的风格,他组建了一个“企业型”的政府,团队成员、顾问都是企业家。

  《21世纪》:以前G20更强调“自由贸易”,而这次在G20公报中对捍卫“公平贸易”也有所体现。这对经济全球化而言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这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部分。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不要贸易了,而是更强调所谓的“公平”。美国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自己国家没能获得应得的利益,好处更多的是流向其他国家。

  以前是发达国家强调自由贸易,欠发达国家强调公平贸易,现在倒过来了。从经济意义上看,对美国来说,也的确感受到了全球化的压力。“公平”这个口号可以提,难的是如何做到公平。自由贸易的核心是“比较优势”原理,今天在很多方面美国都缺乏比较优势,比如廉价劳动力。美国的优势是技术,但它不卖给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利用“比较优势”去做贸易,所以美国的贸易不平衡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在全球化过程中,工作流失后就很难再收回来了,尤其是低端制造业。并且,相较全球化,技术的进步对工作流失的影响更大,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而且是全世界的问题,中国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美国IT等产业很发达,应该考虑如何对劳工再培训,使他们转业,把关掉的煤矿再开起来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21世纪》:你如何看退出TPP、巴黎协定对美国领导力的影响?“美国优先”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造成怎样的影响?“一带一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郑永年:退出TPP、巴黎协定,从短期看会使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影响,但从长远来看,美国又会找回软实力。现在并不是说美国不要全球化了,而是说美国需要一个“治理整顿”的阶段。全球化是一个资本现象,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不是美国政府,政府只能从政策上促进或拖后腿,所以我不认为特朗普阻挡得了全球化。气候变化也是一样,特朗普的决定不会毁了国际各方的努力,只是拖了后腿,不至于大倒退。

  公平地评价,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并没错,在军事、战略、外交等方面,美国以前手伸的太长,到处干预。扩张过度之后国内会力不从心,所以先把国内的事情做好是对的。但由于美国已经卷入太多了,“美国优先”意味着“收缩”,短期内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影响。但如果国内能够处理好,资本扩张的本质不会改变,美国强大之后又会走向世界。美国没有能力充当世界警察,就导致今天的世界处于动荡、无秩序、无政府状态。

  中国提供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国际公共品,很重要的是,与TPP不同,“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TPP是规则导向,现在的世界不缺规则,而是规则过多。以前西方设置了太多规则,投资有很多的附加条件,这些都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带一路”的目标是推动发展,不仅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还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在世界经济不平衡主要是发展的问题,如果能带动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对世界经济会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当然,“一带一路”也需要规则,是通过倡议让大家一起来制定规则。它不是一个国家制定好规则,其他国家去接受和执行。“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

  小冲突无伤大雅

  《21世纪》:与之前的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有哪些不同?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郑永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中美关系当成生意来做。从有利的方面来看,特朗普不讲意识形态,更实事求是。不利的方面是更强调“交换”,达不到目的就会动很多心思来施压,可以说是从“意识形态化”转向“商业化”。

  中美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依赖性。一方面,除了少数技术领域之外,美国的大部分技术更加先进,从价值链上看,我们还处于低端的位置,所以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另一方面,2008年之后,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表明中国内需增加,对国外依赖减小,中国的中产阶层在迅速成长,美国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如果中国转向其他市场并且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还是会权衡一下。

  不确定性在于特朗普动不动就动用行政命令,用一些老掉牙的法规来对付中国。我认为,中美贸易战小打小闹可能会有,但很难发生大规模的贸易战,因为这是互相伤害的。小冲突很难避免,也无伤大雅。

  《21世纪》:美国缩减贸易逆差的目标能够实现吗?

  郑永年:很难实现,因为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把自己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了,而美国因为政治原因阻碍了比较优势的发挥。另外,特朗普还是有一种传统贸易的思想,缺乏对已经形成全球产业链的现代贸易的理解。如果对中国采取惩罚性措施的话,受影响的不仅是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不仅是中国公司,在华的欧美公司都会受到影响。

  再谈到去产能,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中国一直努力在做。但特朗普的心态过于着急,希望马上就可以实现。如果他能耐心一点的话,考虑到贸易的复杂性、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不会采取很粗暴的手段。

  《21世纪》:你怎么看特朗普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中美在“一带一路”上有怎样的合作机会?

  郑永年: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发展项目,有商机的话是可能会考虑参与的。美国现在不再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倡议,这样的态度转变是积极的。

  但问题是中美两个国家怎么合作?美国怎么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把基建延伸到美国本土,还是让美国参与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基建?这个还不明确,也很难马上明确起来。

  我认为中美可以进行金融合作,与美国私营部门合作。特朗普现在更强调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能够对中国开放,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美国方面,一些部门可能对中国的投资和建设是持怀疑态度的,尤其在“国家安全”等方面有疑虑。一些媒体对华不太友好,还有传统共和党内部也有一些不友好的力量,这是要面临的困难。

  《21世纪》:你如何评价中美“百日计划”?

  郑永年:“百日计划”双方都做出了努力,也达成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结构性贸易不平衡并不是很容易改变的,如果特朗普动不动以商人的方式去谈就会很吃力,缺共乏识就很难实现所谓的“公平贸易”。

  由奥巴马时代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调整为四个对话机制也是更具优势的。以前更笼统,政治、经济、外交、安全都交叉在一起,现在切分开能够更专业和细致。但这也容易产生“部门主义”,要注意统筹。

  政治互信是很重要,但中美关系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是因为中美在民间、企业、科研等领域都有很好的交流,只依靠政治关系是不够的。中美之间有上千个平台一直保持互动,即使政治关系起起落落,中美关系也不会太差,因为是互为利益相关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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