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时间：2016-11-08 23:33    来源：和讯  

　　

 

　　本文摘自《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作者： [美]沙培德

　　1942年，毛泽东想要在未来的统治精英——共产党干部中灌输一种新“形式”的领导作风。旧士人的傲慢与骄矜会消失，学究气与懒于劳动会消失，最重要的是，作为旧士绅标志的自私与拉帮结派也会消失。这是要给新统治阶级一种新的目标感。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详细阐述了他自己的成熟思想：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 毛泽东：“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3:73。)

　　这里正在发生什么?毛泽东的个人评论出现于“整风”运动的语境中。迫切问题是艺术家与知识分子要让自己的作品更为通俗易懂(吊诡的是，这可能要更多利用传统技巧，更少西化)。除此之外，艺术家要表明“阶级立场”(追随毛泽东主义)，并从根本上改造自己，以为群众服务。在毛泽东的个人评论之前，是这样的提醒:“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他以自己为例说明此类磨炼，其目标是超越个人所出身的阶级，并与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特别说，阶级改造可以实现。一个人可以学得——纵然过程是痛苦的——无产阶级意识。由此，毛泽东的对个人意志的重视解释了这种准宗教皈依是如何能够再造忠诚的个人的：他们是通过痛苦的自查、“自修”与革命磨炼而被再造或重生的，因而是“宗教的”。

　　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计划实现几个更普遍的目标。从最低点时的1934年到1942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数已增长至70万人。学生与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或许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作为反日力量，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为称职。如果要成为有用的干部，这些人要被教以党的纪律。他们的技能是有价值的，但其独立心智以及以最高标准的共产主义理想衡定党领袖行为的倾向则并非如此。从华北乡村中涌现出来的大量农民活动分子同样需要被组织化入党的轨道之中。骤然获得权力的农村青年需要被加以训练，以免滥用权力(依传统的做法偏袒自己的亲属)，以及尤其是服从不断变化的党的命令(即使并不完全理解)。20世纪30年代末，许多在残酷的反地主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人发现，要执行相对温和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些困难。有些人需要被教以基本读写。整风运动还要挖出国民党与日伪间谍。最后，该运动确认了毛泽东作为整个党的正确路线的个人地位。

　　后来，毛泽东经常试图以一个运动达到数个目标，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则建立了这一模式。该运动至少在两个方面巩固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在运动开始时，他仍有可能被指责为虽是高效的战术家，但却是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得不捍卫自己的政策——“农村包围城市”，以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策略(而非简单寻求与国民党合作)。毛泽东想要扭转来自党内留苏高层的批评。更一般地说，通过创造新版本的正统理论、政策与历史，党的领导者都同意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基础应是“毛泽东思想”。整风运动学习会所用的绝大多数文本都出自毛泽东之手，或至少出自毛泽东与他的亲密伙伴(包括像周扬、陈伯达与艾思奇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手。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党的高级干部，不过，他们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合作。实际上，尽管将毛泽东思想归于毛泽东名下是件方便的事，但它从一开始就是集体的产物。

　　在毛泽东看来，党基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虽然有些需要解决的坏处与错误，但也仅此而已。党面对的不是道德上的弱点，而是可以改正的态度与行为上的问题。毛泽东要求要有灵活性，要密切关注当前革命之所需：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它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列主义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还应该作启蒙运动……应该老实地对他们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 Sturat RSchram(施拉姆), Political Thought, p179; 出自毛泽东：“Rectify the Party Style of Work”(《整顿党的作风》), 这一段的某些文字在《毛泽东选集》中被删掉了，见该书3:3551。)

　　整风运动的重点在于要干部们参与到学习小组中，以考察其对毛泽东主义文件的掌握，并进行自我批评。学习是非全日制与滚动式的，以免干扰常规行政。运动在延安根据地逐渐展开。出于实际考虑，该运动没有在相对不太稳固的根据地中充分展开。不过，学习一旦开始，就会持续几个星期、几个月，在结束之前，要达到什么效果始终并不清楚。在基层群众看来，这场运动并不是关于毛泽东的，而是将互不相同的男男女女在共同的事业中结合起来。该运动有着自己的特定语言、符号、仪式、神圣文本、结合方式、故事以及神话，最终创造出一群深信自己能改变世界的真正的信仰者。 (这一部分受惠于David EApter与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因此，任务就在于掌握普通人且让他们成为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严守纪律，但又仍能采取独立且有创造性的行动。可以设想，绝大多数干部、学生与农民都明显有着激进行动主义者的性情，如果不是愿意做出牺牲，也就不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主要问题无疑在于纪律。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困难。毛泽东坚称运动并不是要毁灭谁，而是会通过自我批评与悔过创造出新的自我。用他的话说就是，“治病”而不是“把人整死”。

　　但同时，该运动也包括搜捕潜伏于共产党阵营内部的间谍与敌人。少数人受到拷打，并被逼自杀。某些迅速坦白说为敌人工作的人被当成典型——几乎相当于英雄——供其他人效仿。绝大多数经过了这一火的洗礼的干部都感到自己变得更坚强了。纵使绝大多数干部都能被如此改造，但仍有一个群体受到特别的怀疑，那就是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这些人易于有“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罪过。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要么留在城市中，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尽自己最大努力养家糊口，要么逃往重庆或昆明。那些奔赴延安的人自然倾向于共产党(纵使理想与现实不一致)。他们发现条件粗劣，这倒可以适应，但要忍耐某种程度的客套则更加困难。他们起初欢迎毛泽东对整风的呼吁，把这当作对官僚主义的攻击。著名女作家丁玲(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她的长短篇小说曾引起轰动)以及翻译家王实味抱怨说，高级干部伙食与住房都更好，女性受到不平等对待，且领导人拒绝接受批评。在1942年三八妇女节这天，丁玲发表文章，特别尖锐地批评了针对女性的双重标准。除了要像男干部一样献身于革命，女共产党员还被认为应结婚并持家。如果她们继续工作，就会被指责为忽视丈夫与孩子;但假如她们变成家庭妇女，又会被批评为政治落后，积极投身革命的丈夫就会与她们离婚。她说，“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例如提供托儿所与食堂)就好了。(丁玲：《三八节有感》(1942年3月8日)。见Gregor Benton(班国瑞)与Alan Hunters(韩德)编：Wild lily, Prairie Fire:Chinas Road to Democracy,Yanan to Tiananmen,1942198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80。)

　　在批评之下, 丁玲收回了她的主张。然而王实味拒绝公开认错，他受到审判，并因有其他问题而被指控为“托派”。甚至丁玲也加入了对他的指控。在1942年初夏的两个星期中,王实味被“斗争”，受到无情的批判，且遭到公开的羞辱，接着作为“内奸”被捕入狱。1947年，当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压力下撤离延安时，他最终被处决。对延安消极现象的批评，党斥其为“绝对平等主义”。党宣称，适合于国民党或日据城市的“象牙塔”的态度并不适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社会。许多从日占区或国民党控制区奔赴延安的艺术家期望找到一个绝对平等的同志情谊的乐园，这是“幼稚的”。丁玲(后来在1957年作为“右派”被捕入狱)与王实味都是悲剧人物;不过，许多年以后，王实味成了某些知识分子心中的英雄。

　　尽管一直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最大希望所在，但王实味抵抗住了要其否定自己对党的批评的可怕压力。他说自己批评党的领导人是为了运动本身好。回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他揭露出了毛泽东自己思想中的深层矛盾。毛泽东确实反对官僚主义，确实不信任等级制，也确实倾向于平等主义，但他无法原谅王实味对延安体制消极现象的揭露，且无疑不认为外来批评是处理党自身问题的有效方法。王实味并非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因此不具有批评他们的资历。直到1990年，他才恢复了身后的名誉。

　　对绝大多数干部来说，不断的“自我批评”是一个持续过程的一部分，在该过程中，小组学习被认可的文本，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生活，并以一种自我改造感作为结束。( 参见David EApter与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特别是pp263293。)这并没有将他们变成洗过脑的行尸走肉。相反，部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被“再教育”，明白了中国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中国农民受地主的压迫与剥削，以及革命力量在共产党与毛泽东的教导下兴起。通过连贯流畅的综合，新训导与旧的熟悉故事混合在了一起。小规模的学习小组建立起了同志情谊式的联系，这可以被扩展到所有自愿接受再教育的个人那里。反映毛泽东主义的几篇通俗易懂文章成了运动的必学教材。

　　自我批评与学习小组将成为共产主义秩序的基本制度。它们成了让个人适应党中央不断变动的信号的手段。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它们大体上被视为接纳仪式。诀窍不在于学会正统教义，而在于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并将自己看作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在献身革命之中，有着一定的自我弃绝;同时，干部们要明白，为了实现更大的革命目标，必须铁石心肠。个人考虑并不重要。例如，比起革命，某人更关心自己的妻子或儿女，这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有罪的)思维特征。同情阶级敌人并不是值得赞赏的感情。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系统化了“故事”——说明中国历史，解释中国共产党无可阻挡的兴起以及毛泽东自己的正确性。这些故事创造了一种赋予事件意义的“宣传”，对每个试图帮助被剥夺的中国人民夺回其所有物的人来说，该“宣传”也给予了他们位置与角色。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将革命放在个人考量之前(特别是从长远来看)，但在短期内，被更为强大的敌人所包围的共产党人创造出了一场致力于以艰苦奋斗、自我牺牲与信仰来渡过难关的运动。那些被成功“整风”的人感到自己学会了如何触到最好的自我、克服低下的本能与为了更大的利益而行动。正像在政治上颇为活跃的17世纪清教徒，共产党人使自己变成了自律的选民男女，将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新世界。(Michael Walzer,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只消极等待着被告知正确答案的人永远不可能发动革命，找到了通向共同愿景的个人道路的人却可以。

　　内容简介：

　　1895年，清朝被日本击败，在中国内部引发爆炸性回响，激进变革随之次第展开。在更一般意义上，这也是之后半个世纪中国巨变与革命的开始。以一场场内外战争与革命为背景，中国各阶级不断试图变革政体，改造社会与文化，其目标则是重塑国族，挽救危亡。

　　本书对这一转折性巨变过程做了全景式叙述。以时间为经，主题为纬，以叙述史学为基干，结合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次第阐述这半个世纪转型的方方面面，为我们展示出近代中国复杂而痛苦的诞生过程。本书充分吸收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注重通史与专题研究的平衡，可看作新世纪中国近代史撰述的综合性成就。

　　作者简介：

　　沙培德 (Peter Zarrow) 教授，1953 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现为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对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的起源与演变、晚清至民国的知识与政治转型等问题有专精研究。已出版英文著作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 Columbia Un iversity Press,1990)，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895-1949 (L ondon: Rout le d g e, 2 0 05)，A f t e 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1885-192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发表中、英文专题论文近四十篇，书评及书评论文近六十篇，在海内外中国近代史学界有广泛影响。

　　【书籍信息】

　　书名：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作者： [美]沙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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