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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为文革道歉引“红二代”不满 被批不像话

时间:2013-11-07 11:40    来源:中青在线  

   不再说违心的话了

  10月7日,头发已近全白的陈小鲁出现在道歉会场。道歉会长桌的两旁,是昔日的老师和学生们,他们的听力日益衰退,都有着花白的头发和棕色的老人斑。生物老师赵荣尊曾是那批学生心目中最年轻的老师,如今也已经75岁了。他们谈论着身体状况和1966年以前平静的学校岁月,只在很偶尔的时候提起“文革”记忆—有老师在食堂被莫名其妙地抽耳光,还有老师被勒令在音乐教室的窗户处反复爬进爬出,一位老师在发言前哭了起来,他的妻子在“文革”中意外死亡。

  一切正如陈小鲁在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有话不说,恐怕就迟了”。他再次提起自己曾经批斗校领导、组织批斗大会、勒令民主党派解散,然后近乎严苛地一一罗列自己触犯的法条。“上述错误我承担责任,真诚道歉。”

  席间,赵荣尊老师站了起来,她郑重地感谢陈小鲁曾经陪伴挨批斗的自己站在讲台上。在那1个小时里,所有气势汹汹、想给赵戴高帽、剃阴阳头的学生,被他喝止了。阴阳头是难以忍受的羞辱方式,计三猛后来采访彭珮云,问其在“文革”中是否有想要自杀的时刻,她答想过,就在被剃阴阳头的某个夜晚。郝新平所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是“文革”中颇为激进的学校之一,副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学生打死。郝曾目睹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2011年,校友们捐款为卞仲耘立了一座铜像。而陈小鲁的校友反复向媒体强调,陈没有加入红卫兵,他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他在“文革”期间从未打过人,也公开反对打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都说过,不能虐待俘虏。”

  在陈小鲁的描述中,陈毅是一位低调的高层官员,他很少在孩子们面前谈论政治,从未要求他们入团入党,甚至劝阻长子陈昊苏学文,避免其踏入政坛。

  “文革”开始两年后,陈毅受到冲击,陈小鲁被送往沈阳军区当兵。入伍前两年,他都是没有编制的“黑兵”,不被配发军服、津贴和口粮。他不能与父母通信,只能凭借报纸内容猜测父亲的状况,“九大”之后陈毅的名字再没上报,直到1971年才出现他再登天安门的消息。

  一年之后,陈毅去世。计三猛还记得,追悼会结束后,回到北京的陈小鲁约计三猛出去吃面条。陈转述了追悼会的状况,毛泽东突然出现,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外衣,令赴会看起来像是个临时决定,不过毛很感伤,在会场流了眼泪。追悼会随之由小厅升格为大厅,总理赶忙通知西哈努克等外宾出席,致悼词者由叶剑英改为周恩来。转述这些时,陈小鲁显得情绪低沉,随后他吟了四句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难道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文化大革命”中的无常感促使陈小鲁开始思考社会制度,“现代的权力观就是要制衡,法律条文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以政治问题来掩盖一切是不对的。”他还曾在一篇自述中表示:“我的想法是一贯的,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

  他此后的经历帮助其完善了这种价值观。1981年,他被委任为驻英武官助理。出国前,他学习的材料还在浓墨重彩地描摹1950年代的伦敦雾。可当陈小鲁下飞机时,迎接他的是碧蓝天空和被薄薄白雪覆盖的草坪。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国家是当年中共官员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而陈小鲁发现,英国的国防部长坐地铁上班。一位英国商人急着在周日与中国代表团签合同,但他无法命令秘书在休息日上班,不得不用自己蹩脚的打字技术完成合同。另外一位英国商人生产出了一种枪支,却因为担心成为“镇压性武器”而拒绝售卖给军队或警察。

  4年后,陈小鲁回到中国,1986年进入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其后任职政改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卢跃刚曾就当年政改问题采访过陈小鲁,卢后来得出看法,这种职务安排并不仅仅由于陈的能力和西方工作背景,“政治体制改革要代表各方面利益,干部子弟是一大块,他们在听取和反映‘老人’的意见上起作用。”

  吴伟是陈当时的同事,他将陈称为“红二代当中的改革派”,“他直言不讳,不回避问题。”吴伟记得由于陈是由总参借调至此,政改办主任曾问过陈,要不要请zhao zi yang办公室为他给总参写封信,从副师级往上提一提,陈表示不要给领导和部队添麻烦,拒绝了。

  他是否曾在政治上有过某种远大的抱负?陈小鲁回答《人物》:我在政改研究室,不算个刺头,但也是直话直说,提的问题比较尖锐,一般人不会这么干。这就是红二代的抱负。我的父亲、老师和党都这么教育,我这个人有点理想主义,就当真了。

  1986年至1989年他参加政改研究工作期间,结识了许多法学专家。也正是在那个阶段,他受到影响,更加认识到了宪法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早年在军队,他所在的团是“学习小靳庄”的典型。小靳庄在“文革”时期因能唱样板戏、搞赛诗会而闻名,被视作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范。后来该团还多了一项“批邓”的任务。陈小鲁28岁那年升为团政治处主任,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但他还是写信给岳父粟裕请求调动,因为这一套批判、讴歌的工作都得由他负责。而他称,道不同不相为谋。

  1992年,他终于远离体制,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不再说违心的话了。”

 

责编/张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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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陈小鲁,文革,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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