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12-04 09:06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资料/图
陈永良是个爱美的老头，73岁了，还坚持每个月去焗油，一头黑发，咖啡色尖头皮鞋，见人喜欢吹牛，儿子是他最大的谈资：“他要接我们去上海养老的!”
这话他说了14年。
如果没有这句话，他在社区突然消失多少会引起邻居们的警觉。
可直到他死，这个要接他去上海的儿子才第一次出现在邻居面前。
儿子14年间邻居第一次见到
作为这家里的独生子，陈小明并没有接父母去上海。他宁愿花一些钱，把父母养在老家，却不愿带在身边。在老家养一对老人，花销会比在上海要小得多，一个月3000块，可以让老人的生活保持在一个档次上。和许多独生子女一样，陈小明生在小城，一个人靠头脑、青春和几分小聪明打拼到更大的城市，显然，他想要清爽、不粘滞的生活。
陈永良这一代是承重的一批人。上一代要他们养，下一代还要养，填这里，补那里，一辈子都在承上启下。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他们正在老去，可这个寄托了父母全部未来的孩子，却早已不愿把自己的后半生跟两个老人捆在一起。
邻居、64岁的陈小言(化名)是知青下嫁嘉兴，吃尽苦头，看尽冷暖，这个年纪，她对世事、人伦感到伤心。陈小明父亲好酒、孤僻，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生活全不能自理，在陈小言看来，陈小明未婚，又把这样一对父母带在身边的话，在生活和择偶上是不给他加分的。
邻居们曾对两个老人的死亡议论纷纷。一说作为独生子，如果陈小明及时赶回，父母不至于死去，哪怕早回来一两天，母亲也可以保住。另一些人则觉得，“老太太还是跟老头去了的好，不然剩下来，又是个痴呆，对儿子也是个负担。”
如今，这个负担是彻底摆脱了。
家里两具老人的尸体，一具已开始腐烂，另一具新死。这是33岁的陈小明最后一次见到父母。
这之前，他往家里打过三个电话，一周一个，无人接听，他没上心，直到第三个电话才觉得不对，买了一张高铁票，从上海赶回老家嘉兴。高铁路程共27分钟，票价38.5元。
推开门，一股恶臭。父亲陈永良，全身赤裸，趴在地上，左手焦黑，疑似触电，已有尸水流出，身体已经肿胀。据赶到现场的民警李恒估计，尸臭达到2-3级。母亲郑栽芳，只穿了一件睡衣，一条内裤，双手叠着放在胸口，身体惨白，神态似无痛苦，死于脱水和饥饿。
10月25日晚8点50许，嘉兴市南湖区派出所副所长李恒接到了报警。从现场来看，李恒判断男人死了10天左右，老妇死亡时间在1-2天之内。
勘察现场时，现场民警记得，陈小明站在门外，眼神向上看，脸上有似是而非的笑容。类似自嘲，又似无奈。表情和他刚面临父母意外身亡的处境很不相符，这让刑事侦查学出身的李恒第一时间注意到他，他甚至怀疑：“如果门窗有外力破坏的痕迹，且死者身体有外伤，儿子就是第一嫌疑人。”
随后发生的事，令他加深了这样的怀疑。当晚，陈小明几次跟李恒问起，父母死后，这间廉租房能否保留，以及丧葬费用是否需要他本人承担等“理性”的问题。
3小时后，现场勘察完毕，没有外伤，门窗完好。李恒初步排除了他杀可能。他依据经验猜测，男子触电而死，事发突然;老妇因患痴呆，无法自理，对饮食、起居、饥饱均没有任何概念，平时一直受丈夫的照顾，陈永良意外身亡后，厨房里还有牛奶和水，但她根本不知道喝。电视开着，她甚至不知道老伴已死。就这么无知无觉中过了一周，直至死亡。
殡仪馆的车很快就到了。夫妇所在的菱香坊是老小区，楼道窄窄伸向外面，转弯处，抬尸体的担架很难通过。李恒只带了手下一个警组，5个人抬两具尸体有些困难。“搭把手!”民警对陈小明说。
“还有手套吗?” 陈小明问。他的手里已经拿着一副手套。
民警又给了一副。
而当日，现场警组人员都只戴了一层手套抬走了尸体。
这天夜里，陈小明没有跟着接尸车去殡仪馆。
他正把父亲的一些衣服拿去丢掉，习俗里，死者的衣服是要丢掉的，否则不吉利。
也正是这个晚上，住在陈家楼上的张正芳(化名)第一次见到陈小明。她记得他微胖，戴一副眼镜，那样子很斯文。
10月25日当晚，陈小明扔衣服扔得有些急，张正芳看着，觉得有些不妥，还劝了劝他。按老风俗，人死了，东西是要留一段的，扔的事且急不来。
他的着急几乎冒犯了周围的老邻居。他们老了，对死亡有了代入感，因此也变得敏感易怒。
“不是我说难听话，这儿子是有欠缺的。”张正芳说。“不说别的，老子死了，儿子的这个(眼泪)是一定要下来的。” 同为上海知青的林大山(化名)说，用手比在脸上，意思是两行眼泪。
早年，张爱生跟陈永良做过30年老邻居，如今已经90岁了，“这个小孩很小很小我就知道他。”张爱生说，“一家子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个小孩身上的，就这么一个儿子。当时他家住在嘉兴南的槐树头，家里是一般的条件，房子也是租的，不是自己的。”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这孩子是家里的独生子，陈永良对他“蛮好”，读书“蛮聪明的”。但是见人很孤僻，“不招呼人”。
邻居们只知道，他做的是医疗机械的销售工作，收入颇丰，在上海有自己的房产。
那天晚上，也是邻居第一次见到这个传说中的儿子。而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短信里，陈小明说，他平均“两三周就回一次家”，“10月份才刚刚回过”。之前，张正芳从陈永良嘴里听说过他。这孩子“有出息”，但“没时间”，人在上海，收入“蛮高的”。至于学历，有很多种说法，一说日本留学，一说美国。但没人清楚。老头性格乖僻，与人少交流，一旦说起话来，又爱说大话。
“我儿子要接我们去上海的!”他总这么说，“把她妈妈送到上海养老院去。”
邻居们听一听，将信将疑。
嘉兴烟雨社区菱香坊的居委会主任苏金燕曾几次问陈永良要儿子的电话，因为要给老头办社保。一般这一项都是家人来办，陈永良却天天来居委会，说儿子没时间，要居委会给他办好，不然就要骂起来。
苏金燕说，她几番想越过老头，直接把这件事交代给儿子，可就是要不下电话，老头拒绝她，那样子像是袒护，但又比单纯的袒护要来得况味复杂，他与儿子的关系似乎很疏远，几乎是互相遗弃了对方，但这儿子又是他唯一的谈资和骄傲。这使得老头几乎是抗拒地对她说：“他没时间的!他工作忙的!”
他确实如父亲说的，很忙，回来奔丧，仍说“请的假不是很多”，想尽快料理好丧事，马上回上海。
殡仪馆来车接尸时已是10月26日凌晨。按一般流程，由殡仪馆出车，这一项服务需要80块钱，其余冷柜、穿剥洗、灵堂、火化、保存则另需费用。
陈小明提出当晚就火化。殡仪馆人员告诉他这不可能，太晚了，起码要等到次日。两名民警一同上了送尸的车子，他们叫上陈小明。儿子迟疑了一下，“不能烧就不去了，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晚上去了又没车回市区。”
殡仪馆在嘉兴远郊，出南湖区30分钟车程后，又要入荒村，过麦地，走大段路程，少有人迹，来去不便。
“那你今天晚上怎么过?”李恒问他。
“我就开个宾馆睡了。”
送尸车带着陈永良和郑栽芳，分别被放入了37号、29号冷柜。
而送尸这晚，民警李恒忙了一个通宵。
送走尸体，他还要回派出所要整理笔录，注销户口，做一系列后续工作。
这一夜，李恒没睡，给自己的父母挂了个电话。看看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儿子，他突然不想放他们去远方了。这之前，他还跟人问起香港读大学的费用，儿子才4岁，和一切父母一样，他恨不得把他们十年后要用的钱、要过的坎，都一分一分地攒好，一个一个地填平。
李恒31岁，工作10年，做到区里派出所的头儿，抓过杀人犯，经他手枪毙过的人也有好多个了，可这件事儿却让他始终回不过神。
10月26日早晨7点左右，陈小明从宾馆睡醒过来，李恒叫他到派出所，办理一些签字、注销等后续手续。那是李恒最后一次见到他。
10月28日两位老人火化，那天，《钱江晚报》记者黄娜去殡仪馆现场采访，在门口她听见陈小明跟有限的几名亲戚商议丧事的规格和棺材的档次。陈家在嘉兴亲属寥寥，郑栽芳在上海倒有些旧亲戚，但年月已深，彼此早断了往来。整个过程中，陈小明始终没有哭泣、叫喊，黄娜也没有看出他的难过。
当日，陈小明赶回了上海。
《中国新闻周刊》拨通他的电话，希望能了解他和父母日常的互动，或可澄清些网上对他的指责。电话里，陈小明说，“我不接受采访，也不想谈这件事。哪怕辩解都不想说。随便他们怎么说我好了，我想让这事儿冷下去。我还要往前走，我也要生活。
他的声音如常，冷静而得体，像说起一件不大相关的事情。
之后，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短信里，他表达了对此事不解释的态度，“一部剧中说，‘生活不能重置，一定会留下痕迹’。祝你们写出符合大众价值观的报道。”
邻里“他们与人真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陈永良73岁，却不是那种传统中的老头子。他爱美，蓝色中山装，胸口挂个相机，心情好时，会让路人给自己照相。
只有老街坊张正芳知道，陈永良是那种肯为了面子，亏了里子的人。他口袋里永远揣着两包烟，30块钱的中华烟，和另一种20块钱的，这两种烟在人前抽;人后他抽3块钱一包的土烟，这烟他在离小区很远的小卖部买来，不让人看到。
他管老伴儿叫“小妹”，小区里，这对夫妻的形象一直有几分浪漫色彩。
“小妹”当年是上海知青，在厂子里做会计，陈永良在同一个厂里，只是普通工人，两人家世悬殊，因老头的婆姨介绍走到一起，当时女方已经年过30。邻里说，陈永良娶来之后很宝贝她，几十年了还是“小妹”“阿妹”的叫。
没患痴呆时，“小妹”郑栽芳一口上海话，不讲嘉兴方言。夏天撑着小阳伞，走路目不斜视，邻居问她话，问三声才答一声，心气高傲。
左邻右舍也说不上她是怎么痴呆的了。那年头很久了，一说3年，一说6年，能记起她好时样子的人在小区已经不多。
陈永良的同事和邻居张爱生记得陈永良有癫痫。陈小明在短信中否认了父亲的癫痫，他表示“没有看到或听我父亲提过”。
小区里的老人们，如今只记得老头每天早晨会搀着老太太，或挽胳膊或牵着手，绕着菱香坊一圈一圈的走。老太太动不动就向外吐舌头，那样子并不体面。但老头仍然给她打扮着，项链、戒指一样不缺，死时身上也照旧戴着，衣服干干净净。
菱香饭店的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老两口中午会过来店里吃饭，点两个菜，价钱在三十块上下，老太太不知饥饱，也认人，只知道老头子，只听他一人的话。他叫她吃，她就吃，叫她停，她就停。如果不叫停，她就一直吃到呕出来。
也有时，老头牵着她走在路上，给她扣个耳机听音乐，路过菜摊子，还对她讲话：“喏，这是青菜，这是萝卜。”像教小孩子。老太太听不懂，有时走着走着屎尿失禁，老头就好声好气牵走她：“阿妹，我们回去换上干净衣服再出来玩。”
菱香坊小区是廉租房，住在这里的一般是低保户，收入都很低。陈永良年轻时曾从工厂下海经商，失败了，也没了工龄和工职，老来落魄，退休金也没了，两口子仰仗郑栽芳一个月3000块的退休金过活。说起来，两人也是互相需要的关系。
但老两口的伙食在小区里算是好的。家里常年不断的3300元一箱的牛初乳，多数时候饭是在饭店里吃的。
据说，儿子陈小明每个月给父母近3000元的伙食费。每天早晨，陈永良都去小区附近的“天下第一羊肉锅”喝早酒，一个早饭就吃30块，一碗羊肉面20块，羊肘子、羊杂、羊肉放在碗里，舀一大勺汤汁，和着面吃，再来一斤黄酒，6块，一斤啤酒，4块，边吃边酌一个小时，吃完还带一份给老太太。
“天下第一羊肉锅”的老板娘最后一次见到陈永良，是在他去世的半个月前。听说他死了，“吓了一跳”，“明明好好儿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入秋了，这里生意照旧，大盆羊肉、羊杂放在案上。陈永良那句“我儿子要接我们去上海养老了”还如在老板娘耳边。
“我当他去上海了!”住在楼上的张正芳，十几天未见两人，都没去老头家叩过门。“如果人家真去上海了，我们却给报了警，回头老头子要骂的!”
老头爱骂人，人人都知道。有时张正芳从外面回来，对着他喊一声，打个招呼而已，他心情不好时就要嫌烦，从窗口探出头骂一句：“你叫什么叫?”
他毛躁、情绪化，又有几分孤僻。没人知道，早年经商失败、老伴痴呆、父子间疏离的感情对他的性格造成过怎样的影响。但他的乖戾、虚荣、不甘和疏离感，每一个街坊都感受得到。也因此，照顾和亲近他，在小区的老人中间成了一件心照不宣的麻烦事。没有人去他家里走动，而他在嘉兴的亲戚平日里也从未露过面。
“他们与人真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张正芳说。“这老鬼又爱喝酒，一天三顿，早酒就要喝两斤。真是个老鬼喏，现在两个一起走了。”
小区难缠难管的“刁民区”
据嘉兴市殡仪馆业务处业务员小林介绍，陈永良、郑栽芳两夫妇都属于城镇户口，依据社保和养老保险政策，每人可得4000块的丧葬费，如果丧事不是很奢，一般是用不完的，甚至还有盈余。
火化之后，嘉兴市殡仪馆一切如常，灵堂前一排空空的手推车，不知谁家的丧礼上传来唢呐声音。
只消两天，嘉兴菱香坊里，这起老人突然死亡事件，在街谈巷议中就淡了下去，这一对夫妻很快被遗忘了。
11月的嘉兴冷而湿，已经起了秋风，几场雨下来，死了谁，走了谁就不再被人记起。
菱香坊是个老旧的小区，如今是作为廉租房。这儿靠近南湖，菱角当季的时候，街上到处摆着大水盆，水面碧绿碧绿的浮着一层菱。
所以这一带取名“菱香”，名字颇有文气，小区却远不是那么回事儿。小区里20幢房子住着741户老人，60-70岁的151个，70-80岁的69个，80岁以上49个。左右四顾，不见一个年轻人。
整个小区弥漫着一股闷而酸的味道，分不清是垃圾、体味、还是衰老或死亡的气息。因为新死的这对夫妇，引来了媒体，烟雨社区的物业部门突击做了一次卫生，垃圾收走了，味道却留下来。
在这个小区里，老人们吃低保，大多一个月只拿520元，一年的物业费100块，说是为了大环境，可交出去的钱花在看不见的地方，谁也不愿掏，14年来不交物业费的大有人在。
没了物业费，水电还勉强用着，卫生就顾不上了。老人们因此生出抱怨，更加不肯缴费，于是一环一环恶化下去。居委会看来，这一片几乎是刁民区，难缠难管得很，谁负责这一片都要头疼的。而老人们一天一天老下去，穷、病、孤独，这让他们很容易生出被遗弃感，并因此变得伤心、愤世而计较。
14年前，这一带还是荒村，为着安置低保户，政府专门建了这么20幢房子。楼距窄，格局小，不大的面积，却聚集起了嘉兴最底层的一群人。14年前，他们是40-70岁的低保户，收入低，子女赡养能力差;14年后他们更老了，他们的独生儿子、独生女儿都在各顾各，贫穷让亲子关系转向残酷。
每一户的居住面积20-50平方米不等，房租价格在每月50-100元之间。住户里有当年从杭州、上海下放来的知青;有周边农村拆迁上来的农民;有老毛纺厂的退休职工;也有厂子倒闭，没了工龄，没法正常退休只好靠低保过日子的老职员。还有一类人直接被叫做“山上下来吃低保的”，他们杀过人，蹲过监狱，有的甚至几进几出，老了也安顿在这儿。
他们不愿去养老院，“给关起来了，关禁闭一样，几点睡觉，几点吃饭，在这儿我们想吃就吃，想说话就说话，蛮好。”陈小言说。
而融入儿女的小家也是困难的。“老人有老人的生活方式，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儿子面前好讲话，儿媳面前难讲话，婆媳要斗嘴的。所以我们都喜欢分开住，大家难得来一次很客气的，他不来还要打个电话：‘噢，你们来呀，好长时间没来了’，还要叫他们来吃饭。经常在一起就不行了，牙齿和舌头长在一起，到时候还要咬一口的!”她说。
是衰老让不同身份的老人们平等了。64岁的陈小言和58岁的蒋丽花(化名)坐在一起，陈小言听后者讲起自己从农村要饭出来，投奔了一个吃酒打女人的丈夫。她在旁边淡淡说了一句：“你的痛苦是自己造成的，你眼光不亮。”只在这微妙的一瞬间，你会发现这个腰背挺直，身材清瘦，领口永远系一条丝巾的女人，跟后者有着阶层上的优越感。
其他时候，这小区里的所有人，包括陈小言自己，都几乎已经忘记当年的身份。19岁那年，她作为知青从杭州下放过来时，本是个木材厂老板的女儿，在当地已是大户，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悲哀的时代，她本可以像大户人家小姐一样长大。
她永远忘不了那个打掉的孩子。那是她的第二胎，是个男孩，她想生下来。可当时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抓的厉害，工作又要街道办给推荐。那年代，一切都由街道办负责，生育、婚姻、道德与工作息息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孩子打掉可以生，工作可是一辈子的事儿。”街道办的妇女主任当时这么劝她。说是劝，其实没后路。不打掉，毛纺厂的工作就是别人的了。
她一狠心做掉了孩子，之后带环、节育，一心只扑在独生女儿身上。那是70年代末，节育技术还很粗糙，32岁那年，她发现下身总不干净，淅淅沥沥常有血迹。一检查才发现整个卵巢、子宫都坏了，肌瘤和囊肿已经长到拳头大小。
她从杭州娘家那边托关系，几番辗转住进了上海虹桥的医院里。手术前，与她同批节育，又切掉了子宫卵巢的姐妹劝她：“别做这手术，切掉之后没性欲的，老公要闹，要离婚的。”
她信任自己的婚姻，相信它不会被这样不堪的理由瓦解掉。可手术过后，她贫血得厉害，本来就只有90几斤的体重，术后干脆瘦成了一把骨头。伤口愈合不了，一尺宽的白纱布缠了一个月，刀口再压上沙袋才勉强康复了。那是1982年，这之后，婚姻虽然保住了，可永远失去了健康的脸色和一个女人正常的欲望。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陈小言仍然对两件事念念不忘。一件是19岁那年，她第一次参加大串联，爬火车去北京，到处睡通铺，回来浑身发痒，第一次长了虱子;另一件就是她那打掉的孩子。
“是个男孩，如果他活下来，现在已经好大了。”
身体坏了，又只有一个女儿了，她产生了强大的不安全感，“不给她出去。”她说。女儿今年35岁了，至今住在菱香坊另一幢房子里，她没有到外地念过书，挑老公的条件都是父母限定好的：必须在本地工作，必须住在附近。女儿也听话，接受了母亲带有霸占性质的宠爱。
老人们除了子女谁来照看?
这都是旧事了。
如果这一对夫妇没死，这些老人也就这样按部就班的老下去，无人问津。
“唉，知青、文革、独生子女、空巢、养老，都被我们摊上了。”66岁的林大山叹口气。他正在小区门口晒太阳，冬天快到了，日光越来越少，天热时他从1点晒到5点，现在从3点晒到4点。
和林大山一起晒着太阳的还有90岁的张爱生、84岁的杨德江(化名)、67岁的李忠伟(化名)。他们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太阳西落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摇晃着起身，各自回家“烧饭吃。”
提起孩子，他们也会说些伤心话。“没有钱，房子又这样，把孩子留在身边，谁要找你的孩子(过日子)?一看爸爸这样，房子这样，小姑娘要跑的。不行的。”
状况好些的，周围还有些人气，子女会每晚回来吃个饭，或把外孙、孙女交给他们帮抚养。至于伙食这些费用，一般仍由老人承担，“他们压力蛮大，我们就这些钱，吃完了也就完了。”
人老了，会有埋怨，但兜来转去地说回来，总会替孩子解释，说他们这一代也有苦衷。若是独生子女更是觉得不易，就这么一个，没有兄弟姐妹可商量，孤零零的长大了，又生下更小的孩子，4个老人要养，花销都压下来，再去大城市闯一闯，在车和房子上不啃老就已经不错，旁的事情“能帮他们的就帮一把吧。”
那么养老呢?能自理的自理，能省事则省事。陈小言还能领着退休金，这几个老人的生活就更低一层。李忠伟去年刚签了遗体捐献书，依据政策，捐献遗体，可以获得每月550元的养老金，加上原本525块的低保收入，他可以把日子过下去了。63岁的王贵玲(化名)有严重心脏病，一双子女都在嘉兴，但婆媳矛盾让她不得不一个人生活，随时可能发生的心脏骤停让她对自己的健康极不信任，每天都要去保安室转一圈。“我每天都来”，她对值班王大爷说，“哪天不来了，你就去我家看看我。”
为防不测，她还让邻居给她的手机设了快捷拨号，按1儿子接，按2女儿接。可每次心脏难受，她要花大量时间来判断事情的严重性。如果这次不至于死，那么兴师动众地叫来儿女，岂不落下埋怨。他们第二天都要上班的。如果真到了要死要活的地步也就罢了。万一没死，叫来了又怎么说呢。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她那天，她说起就在两天前的一个夜里，熟悉的胸闷又来了，心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有那么半个小时的时间，她觉得自己这次真的要走了。往常她会权衡下要不要叫儿女来，这次反而心一横，“死就死了，死了拉倒，利索。”
她没死。仍然活灵活现的站在保安门口，说起自己濒死的经历，像在讲一个笑话。
她对死亡似乎脱敏了。
当儿女不能赡养，年迈的老人该由谁来负责照看?
据《钱江晚报》报道，嘉兴是目前浙江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21.27%。如今，整个中国都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儿女长期在外的独居老人、空巢老人比例只增不减。居家养老成了全社会的问题。
像菱香坊这样老小区，在嘉兴不在少数，但因为廉租房的缘故，贫困的空巢老人以这里最为集中，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也最为衰老，在10~20年内，养老的矛盾和压力会越来越大。
不过，自从嘉兴市政府迁到南湖一带，菱香坊周边开始发展起来。高档住宅、高级会所，都盖起来了，这一代俨然成了新的市中心，被称为嘉兴的“小香港”，而房子的均价也早已炒到了11000/平方米以上。菱香坊处在这一地段，显得格外沉闷、老旧、突兀。
“早晚要拆迁的”，菱香坊的居委会主任苏金燕说，“这些老人早晚会被分散到不同小区，你说10年20年后(的问题)，怕是等不到了。”
老人们指望不上儿女，就对社区生起埋怨。陈永良在生前曾几次去居委会闹过，“你们要给我解决!”“我儿子没空!”
居委会8次陪他去办社保，终于办下来，因此记得了他的刁蛮。老头已经去了，恶名还在居委会留着。
这个生前很刁、爱美又不让人的老人，死在了地上，他趴着，民警把他的脸翻过来时，那五官已经烂了。
但他的死却让小区里多少起了变化。《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当天，居委会正在这里做着排查，一张《2014年南湖街道老年人信息排查表》发到每一户人家——表里要求记录下每个老人的姓名、年龄、楼号、电话、子女电话、健康状况。
卡片也印好了，印着“烟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联系卡”，老人一张，儿女一张，一面是社区居委会应急电话，共3个;另一面是南湖派出所报警电话、救护、电力呼叫中心、火警匪警，自来水抢修、社区服务求助中心号码，还有华数有线电视联系电话。
这之前，菱香坊的管理根本没经费，老人的健康跟踪完全托付给“小组长”。小组长是票选的，一个月可多领50块钱。小组长也是这些空巢老人中的一员，五六十岁了，高的楼层跑不动，就从名义上负起了看顾其他老人的义务。
“小组长直接对我们汇报的，50元是计划生育给拨的，针对这项服务，社区是一分钱都没有的。”苏金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要求小组长，一楼二楼的要摸底，上面的就由我们来跑，楼太高了，小组长年纪大了，也爬不动。”
“谁来?没人看的。”老人们说，“也有抽查，不过可能看了你，没看他，我们这些老年人，就算早晨看来是好的，晚上也可能去了，照顾不到的。”
“年轻人谁要来做啊，这么微小的津贴，很微薄很微薄，一个月五十块钱。没人要做小组长的，何况跑上跑下，给再多钱也不愿意。”他们说。
居委会主任苏金燕是个中年女人，性子温和，她调来烟雨社区一年半，说自己“倒愿意去小区问问的，可哪有那时间!”
她的时间被用在应付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上。眼下她正忙“三改一拆”，71页的“台账”，一样一样都要拍照打印，校订成册。什么叫台账呢?“好比你要洗头，台账就是，为什么洗头?怎么洗?分几步?洗完效果怎么样?拍照，打印出来，这就是台账了。”
因为“上面”要来查，省里一个季度查一次，市里要赶在省里之前查一次，区里又要赶在市里之前查，一层一层压到社区。
今天领导来了，工作放下，去草砖缝里捡烟屁股;明天查文明城市，抓无证摊贩，又要带人去小区门口把买橘子的撵走;后天又查交通，检查的队伍来了，交警赶紧开到路口指挥。最甚时，检查组在前面走，下面人派车盯梢，走到哪儿，问了什么，下面该去哪里，一一对应好。盯梢还不能全靠一批人，自行车跟不上换电摩，一队撤了另一队上。
苏金燕说，她已经苦于一摞一摞的“做台账”，但业绩就是这么计算的，“有的社区台账有半米高!”她在桌子上比着那厚度。这样的业绩是会被表扬的。
那工作并不容易，她自己不认同这一套，但不做不行，整个趋势和套路就是这样，一个新来的居委会主任很容易就被裹挟进去。
苏金燕苦笑一声，“做完这些，我用什么时间去走访小区呢?”
陈永良死后第二天，有记者来居委会采访，一个录音笔摆到居委会书记面前，“这事你知道吗?”刚从大会小会中抽身出来的书记听完一愣：“不知道。”
这之前，两个老人的名字、户口已经从这个小区永远取消了。
一切如昨。 信息来源：本刊记者/刘丹青(发自嘉兴)本文刊登在第686期《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张小强
广州市人社局开发布会回应养老金“倒挂”问题 详解加发养老金算法
近日不少市民对此次加发的养老金感到“蒙查查”，昨天广州市人社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养老金倒挂调整方案进行解读。会上人社部门详细披露了加发养老金的算法、关于“倒挂”产生的原因、“倒挂”的分布情况、本次解决“倒挂”问题的原则，以及计发结果是否出现错误等市民热切关注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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