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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版权交易:中国出版业的正面战场

时间:2017-09-03 18:15    来源:新京报  

  

      8月24日,2017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举办的艺术之桥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恰恰至今仍记得那个难眠的夜晚,当鲍勃·迪伦的版权方在邮件中回复,同意将迪伦著作的中文版版权授予广西师大出版社时,她和所有等在办公室里的同事都按捺不住心中狂喜,欢呼雀跃起来。

  前一个礼拜,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消息公布当天,便有十余家中国出版机构火速联系鲍勃·迪伦著作版权方,向他们询价或直接报价,求购中文版版权,但因为广西师大出版社提前了三个月沟通,最终版权花落其家。

  如今的海外图书版权引进,已经成了无硝烟的战场。作为鲍勃·迪伦版权引进的主要策划人,广西师大出版社艺文馆主编恰恰感慨:“现在的海外版权引进,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都是不透明竞价。一位国际畅销书作家,预付版税就可能达到200万美元,价格确实有点虚高。”

  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版权出口,长期以来,中国的图书版权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2016年,中国共引进图书版权16587种,输出图书版权8328种,引进和输出比例为1.99:1,中国图书国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依然严峻。尽管近年来,政府加大对中国图书译介和出口的扶持力度,贸易逆差逐步缩小,海外出版机构和译者对中文图书兴趣渐浓,但要培养海外读者对中国作品的热情,远非一蹴可就。在2017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图书的版权交易情况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版权进口

  动作神速、良性循环、电子书破局

  如今,从国外引进版权的图书,已占据中国图书市场的半壁江山。越来越多的传统出版社和新兴民营图书公司,将目光瞄准海外市场,抢夺优质图书和畅销书版权。国外现象级畅销书和重要获奖作品,越来越快出现在中国的书店和网店。

  2015年10月8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仅隔三个月,她的最新著作《二手时间》便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引发国内读者抢购。

  2017年2月,日本畅销书作家村上春树,时隔七年再次推出新长篇《骑士团长杀人事件》,一周内在日本销量突破50万册。四个多月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宣布同时获得该书纸质书和电子书中文版版权。

  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神奇动物在哪里》、赫拉利的《未来简史》,也几乎都能与海外作品同步上市。国内出版社惊人的反应速度,常令人叹为观止。

  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目前从事海外出版的出版社越来越多,很多民营机构也加入进来,而且新加入的竞争者往往从资本市场圈来大笔资金。从海外引进版权成为民营出版机构的捷径,因为这些图书经过海外市场检验,比自己去挖掘和培养中国作家更省心省力。”

  出版社尤其注重与长销经典作家的关系维护,许多外国作家一旦选定中国的出版机构,就比较容易建立长期合作。比如,多年来村上春树的作品一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每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领导和责编都会去日本拜访村上春树。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在中信出版社热销之后,他的新著《未来简史》版权再次授予中信。今年,赫拉利被中信请到中国,刮起一阵舆论旋风。

  中国出版机构疯狂抢夺海外版权,与外国作家分外看重中国市场是相辅相成的。对任何一位外国作家而言,中国的巨大市场都是一种诱惑,作品有机会在中国出版,意味着潜在的高额回报,他们大多也乐意配合中国出版机构的宣传活动。越来越多的重量级作家、学者被出版社请到中国,在各个城市开展巡回演讲和论坛推广作品。

  当然,也有不肯配合宣传的作者,比如,广西师大出版社为推广鲍勃·迪伦诗歌集,想让鲍勃·迪伦来华,或者录一段视频、音频、写一篇文章,甚至只是签个名,但都被迪伦拒绝。

  与纸质书相比,引进电子书版权似乎更困难,纸书版权交易已有规范成熟的模式,但海外电子书版权交易仍是新兴事物,许多作家不肯轻易松手。比如,尽管村上春树与上海译文出版社有良好的纸书合作,但对电子书一直不肯授权,直到前两年他的电子版在美国放开,并取得不错的成绩,他才将电子版权授予上海译文出版社。

  米兰·昆德拉的经典名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但对电子书版权,昆德拉却至今不肯放手。韩卫东分析,一些作家不肯放开电子版权,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清楚电子版权市场的运作方式,担心会因此产生盗版或者冲击纸书销售。

  电子书已成为越来越流行的阅读方式,作为国内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重镇,上海译文出版社也加大了海外电子书版权的引进,现已超过一千种作品。韩卫东说,“这对于翻译出版社来说很不容易。我们会花大力气去做电子书,为年轻读者打开了解和接触海外优秀作品的窗口,这对纸质书的推广也有好处。”

  版权输出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与火热的海外版权引进相比,中国的版权出口则艰难得多。目前,每年的图书版权出口种数,仅相当于进口种数的一半,几乎没有现象级的热销作品。即便是获诺奖的作家莫言,其作品与许多诺奖得主相比,在欧美市场引起的反响也较平淡。

  2015年美国纽约书展,中国作为主宾国,派出了苏童、毕飞宇等国内当红作家,但在书展上却遭遇无人问津的窘境,几乎没有读者前来领一本免费的英文图书。几位作家倍感无聊,开始互相签售打发时间。苏童打趣地感叹:“哪里是门可罗雀,连一只雀都没有!”

  在2017北京国际图书节现场,《步步惊心》的日文版译者本多惠美子,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日本读者对中国作品的兴趣,仍然停留在《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传统经典,或者少量已被热映的影视剧原著,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感兴趣的极少。

  对此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机构联合推动中国作品“走出去”的行动,包括开展对海外译者的培训,连续三年邀请数十个国家的作家、翻译家、出版人、评论人齐聚北京,开展“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深度参与中国优秀文化作品的译介与传播。此外,中国出版业还先后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等八大工程,构建了内容生产、翻译出版、发行推广和资本运营等全流程、全领域的“走出去”格局,打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市场。

  刘震云的《手机》、余华的《活着》、麦家的《解密》等20多位当代作家的近40种作品,都受到上述工程的资助,得以输出国际版权。刘慈欣的《三体》在获雨果奖之前,也得到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等工程的资助,不但出版了英文版,还出版了土耳其语、波兰语、德语等多个版本,成为国际市场上颇为畅销的科幻读物。刘慈欣在获奖后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作家获此资助,更好地走向世界。

  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出版机构,也开始有意识地推动版权出口。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从2009年起,将对外合作部改为专门负责对外输出版权的部门,部门主任刘乔透露,几年下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权输出种类翻了几番。

  据刘乔介绍,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否在海外引起反响,最重要的是作品的题材和内容与海外读者的适应度。“当下,许多作家所写的社会问题已不同于老一代,内容更为国际化,外国读者也更愿意看到新生的力量,了解现在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70后作家阿乙。从2015年起,阿乙的部分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代理版权,短短两年内,共输出7个语种、15个国家的版权。但刘乔也表示,像阿乙这样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如果是商业出版,每个输出的产品都变成全维度的生产线,从寻找出版社到合同谈判,再到出版后期的宣传推广,在当地媒体的曝光度,都是非商业出版不可比拟的”。

  8月22日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上,曾出版《哈利·波特》和《追风筝的人》等作品的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执行董事理查德·察金为中国出版社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中国出版社可在海外设立分社,这个方法在20世纪曾受到英国出版社青睐,并证明行之有效,海外分社更容易把握当地文化,做出适应读者需求的本土化产品;第二,中国出版公司收购外国大型出版公司,或许是扩张最简单的方式之一,但花费昂贵;第三,与国际出版机构合作有利于了解对象国市场以及全球出版趋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走的就是第二条路,它们在近年收购了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和英国ACC出版集团,在艺术类书籍领域实现“全球组稿,中英共版,国际发行”,目前已初见成效;又与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合作,实现部分版权资源共享。

  尽管少量出版社在版权出口方面已做出成绩,但总体而言,中国的海外版权输出仍处于探索阶段,这与出版社、翻译家、读者口味等多种因素相关。未来的中国图书出版仍然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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