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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中“陪故宫文物迁徙的孩子”——专访台湾摄影家庄灵

时间:2015-08-21 16:16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台北8月21日电(记者陈键兴、孟昭丽、袁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为保护珍贵国宝,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工作者护送文物,在抗战烽火中辗转上万公里,写下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奇迹。

  庄灵,台湾著名摄影家,就出生在故宫文物的世纪大迁徙途中。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77岁的庄灵在台北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追忆“陪着故宫文物长大”的不平凡往事。

  生在国宝迁徙途中

  庄灵的父亲庄严先生,1924年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自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至1969年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职务退休,庄严大半生陪伴故宫文物,诚如其曾笑言“从一而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东北,华北岌岌可危。1933年初,故宫博物院将分属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和秘书处的重要文物,共包装了13491箱,着手南迁。当年2月6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启程,押运负责人之一就是庄严。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存放于南京的故宫文物踏上更加艰难的迁徙旅途。庄严押送其中一路,辗转奔波于湖北武汉、湖南长沙、广西桂林、贵州贵阳和安顺,再经四川到达重庆。

  1938年,陪护故宫文物暂时落脚贵阳时,庄家四子庄灵出生。还在襁褓之中,庄灵就随着家人迁至更加偏僻的安顺,故宫文物被藏于城外一个石灰岩天然洞穴——华严洞。

  直至1944年底离开安顺,庄家人在那里生活了近5年。庄灵说,那段时光是他“最早的一段印象”,也是他“十分鲜活的生命印记”。

  当时,庄家人租住在安顺县城内。庄严和故宫同仁经常为公务往返于办事处和华严洞两地,家中大小事务几乎全由庄灵的母亲打理。

  “贵州原本穷困,战时物资缺乏,人民生活更是艰苦。那时,父亲和同事的薪水常常无法按时汇到,母亲为了贴补家用,每天要走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书。”庄灵回忆说。

  时间虽已过去70多年,但庄灵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生活的窘迫。他笑称其时吃的是掺杂着谷壳稗子和石头甚至稻米肉虫的“八宝饭”,下饭用的是辣椒面和酱油。“连辣椒面都很难买到纯的,里边往往掺进了一些红土。”庄灵说。

  “所有人的生活全都如此,因此我们也就没有吃苦的感觉,反而觉得那段日子很快乐。”庄灵说。

  睡在文物箱子上

  庄灵儿时的快乐,与父亲守护的故宫文物不无关系。

  “每逢假日,父亲常会带着哥哥和我步行到华严洞,偶尔还会留在洞口旁的中式阁楼“会诗寮”过夜。”他记得华严洞里又黑又深,也记得守护文物的军人清早在洞外土场上集合,踏着整齐的步伐,高唱“大刀进行曲”。

  庄灵说,华严洞里很潮湿,天气好的时候,父亲和同事会把一些易受潮的书画分批拿出来,在广场上晾晒。“我们好奇地在一旁观看,父亲便乘机将名画的内容和作者讲给我们听。”

  1944年底,日军攻陷独山,贵阳告急,存于华严洞的80箱文物启程撤往四川。庄家人紧急处理家用杂物,庄灵还记得陪母亲在街角摆摊,“连补过的袜子都能卖掉”。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运送文物的车队驶上了川黔公路。“路旁都是扶老携幼、挑箱逃难的难民,绵延好几里长。”年幼的庄灵和古老的文物一起,途径贵阳,穿越息烽口,驶过木造的乌江大桥,在遵义附近还遭遇了低空盘旋的日军侦察机,在翻过险峻的娄山关后,终于接近四川地界。

  一路颠沛奔波,累了只能躺在文物箱子上睡一觉。“睡在文物上,今天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庄灵笑着说,箱子上面有横木,其实并不好睡。

  文物入川后,第一个落脚处是巴县一品场的石油沟。“那里地处偏僻山坳,两边是长满竹树的崖坡,谷底有一条山溪,水声潺潺,父亲为这里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飞仙岩。”庄灵说。

  飞仙岩人迹罕至,附近没有学校。“父亲就用他的方式教育我们,那是我们兄弟接受将中国文化艺术融入现实生活而形成的特殊美术教育的开始。”

  他告诉记者,和安顺时期一样,父亲借着晾晒书画,为孩子们讲解传世作品。晚上临睡前,父亲常常指导孩子玩“名画接龙”的游戏,要每人按朝代、画家和作品的顺序接龙。“直到有人说错认输或玩累睡着才停止。就这样,我们对于看过的故宫名画,渐渐都能牢记在心了。”

  烽火迁徙路上,与故宫文物相守,庄严为孩子种下中华文化的基因。成年后,庄灵的大哥庄申专长美术史研究,二哥庄因是作家,三哥庄喆则是书画家。

  “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每天都与大自然为伍,精神上倒是自在富足的。”庄灵说。

  情在文化永恒故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庆,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庄灵说。

  次年1月,庄家人告别飞仙岩,陪着文物又出发了,目的地是重庆。庄灵告诉记者,那段旅程和先前完全不同,“一来大家心情都很好,二来天气晴和,路旁都是翠竹绿树,让人更感愉快”。

  1947年6月,庄家人与故宫同仁,守着文物登上军舰,从重庆沿长江前往南京。那是庄灵平生第一次坐船,十分兴奋。如今,他还依稀记得,父亲曾指着两岸插天的崖壁,告诉孩子们哪是夔门的刻石,哪是白帝城和古栈道,哪是云蒸雾绕的巫山十二峰……

  当年12月,故宫所有迁往抗战大后方的文物悉数运回南京,故宫博物院在北京和南京两个院区的事务逐步恢复。

  1948年底,庄严带着一家人与故宫同仁,随着320箱故宫文物,在南京下关码头登船。庄灵记得,海上天气阴沉,风强浪高,船体摇晃得厉害,人睡在文物箱子堆成的平台顶上,他觉得自己“像被不断摇筛的煤球”;靠近舰首地板上栓着一只黑色大狼狗,由于晕船,嚎吠得十分难听,还不时伸头呕吐……

  这样熬了四五天,船在一个早晨靠岸了,一家人在基隆港登陆,从此留驻宝岛台湾数十年。

  1980年,庄严先生在台病逝。庄灵告诉记者,一生为“故宫人”的父亲最大的遗憾,是有生之年没能亲自带着渡海来台的文物回到北京故宫,回到“他成长求学、立业成家、浸润深耕历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永恒故乡”。

  1999年,在离开贵州55年后,庄灵第一次回到安顺,一圆父亲遗愿。其后,他又3次回过贵州,每次总要前往安顺,到华严洞看看。

  “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总想回来看看有什么变化,也想知道现在的人是否记得那段历史。”庄灵说,他如今还能用安顺方言和当地人交流。

  庄严先生的挚友、著名作家台静农为其所作挽联写道:“历劫与建业文房并存,平生自诩守藏史;置身在魏晋人物之间,垂死犹怀故国心”。庄灵说,“每当我想起这幅挽联,就会想起父亲,想起故宫,想起儿时追随南迁文物一起长大的动荡艰辛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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