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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东曙:中国的社会企业会成为世界性的经典案例

时间:2014-05-20 15:29    来源:中国慈善家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社会企业”引入中国仅有几年,对其定义并无定论,你理解的社会企业是怎样的?​​

  沈东曙:“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是舶来品,“enterprise”原来的词义是“机构”,“企业”的词义是由日本人翻译过来的,再传到中国,“企业”就变成了商业企业。从中文的语法讲,社会企业当然是企业的一种。但是我理解的社会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特殊类型的NGO;一类是企业实验室。比如小额贷款,在很多国家已经商业化了,甚至成为上市公司,这是由于前期社会用了大量捐款、志愿时间来实验,证明穷人的金融市场是可以商业化运作的。但是更多的社会企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NGO,把一些政府失灵、市场失灵、NGO也失灵的部分做起来,利用更好的资源配置来完成社会使命。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热门话题是,社会企业能不能分红?

  沈东曙:我反对把社会企业的财务指标当做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谈论分红主要是谈论财务可持续的问题,我认为要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分红。投资者之所以对分红感兴趣,是因为财务可持续是一个底线,但他真正追求的是社会效应。​​提高分红可能也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还是要有一些先觉者、先行者来做。例如,乐平公益基金会,无论是社会企业的发展阶段还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都不是分红,我们不以分红来吸引投资者。但我不能代言整个行业说社会企业应不应该分红。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不在意分红,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太可能吸引更大的社会投资。​​

  沈东曙:是会有限制,这是人性,你没有办法对抗。你首先要找到社会价值观一致的人,再谈效益最大化。因为商界已经假定了大家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就是赚更多的钱,所以大家直接谈效率。在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这一块,如果价值观不一样,后面的事情就没法谈。你很难找到对收益和社会价值都特别关心的人。​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社会影响力投资最好聚焦在哪些产业?​​

  沈东曙:很难说,要看每个国家社会问题的集中度,另外要看可操作性。比如在北京,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雾霾,但是有没有可操作性是个问题。我比较赞成美国的做法,在发展初期,只要没有太强的逻辑冲突,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选择自己能做的事情。投资其实包括捐款、借款、权益的投资,甚至可以包括时间、社会资本的投资,现在也有所谓的智力投资。投资议题也可以比较分散,但是你要选你能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更有意义。​​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社会企业和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时间不长,目前来看,有哪些因素在制约其快速壮大?在政策层面需要哪些支撑?​​

  沈东曙:中国的政策正在转变,处于一个不断放开的趋势当中。一般来说,社会创新者们看到的,更多是解决问题的机会,所以在他们眼中,一个不断开放的政策环境,其实是一个挺好的环境。李克强总理说,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特别有创新能力的人来说,他们总能找到一些机会。我觉得一定要强调,先做能做的,再做想做的。​​第二,在这个政策环境中,对话、合作、监督也越来越多了。政府在慢慢归位,不是全部包办,开始慢慢拨款购买服务了。​​在这种沟通当中,你想一些变通办法,先把事情做出来。反过来说,温室里养不出能够经历风雨的花朵,你要解决社会问题,一定会碰上很多风浪,这个很正常。​​中国社会企业发展慢,主要不是政府的问题,是现在优秀的实践太少,无论是全球范围还是国内。在这个时候,追求完全的立法支持是不现实的,立法要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同时要慎重,不能改来改去。​​一个健全的、相对公平的环境是必要的。规则要公平,执法要到位,这个很重要。政府要鼓励在透明的环境下竞争,政府不要太相信自己挑选的能力,要着重制订规则。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通过基金会办社会企业,对社会企业的发展有哪些特别的作用?​​

  沈东曙:我认为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最缺的是优秀的社会企业家和耐心资本。如何让企业界、政界的优秀领导人进入社会企业领域,这是一个基金会值得做的工作。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资本的实践,就是要有些先行者,先做一段时间。从立法的角度讲,可以小规模地做一些试点,不需要动用大量的税收资源。全国出台一部《社会企业法》,还不成熟。​​基金会本质上的使命是两条,一条是人道主义,一条是推动社会创新。中国的基金会原来可能更多地是从人道主义这个立场出发,现在要鼓励更多的基金会来做一些社会创新方面的事情。这就是说,基金会不应过多地考虑经济上的得失或成败,而应从成败当中学到什么,对未来的创新能发挥怎样的功能。如果有更多的基金会参与社会创新,可以为社会企业提供更多模式。​​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英国的社会企业发展趋于成熟,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市场基础趋于完善,比如社会股票交易所、社会影响力债券等等。在你看来,中国要发展到这个程度,还需要多少时间?

  沈东曙:一个社会的进步或者发展,总是蠕动到位的。总体来看,我们国家的进步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如果能够保持这种开放和比较稳定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国际的差距不会太大。​​另外,就像中国慢慢从一个原料生产国变成全球市场,中国的社会发展领域也会慢慢从理念输入到新思想、新规则的产出阶段。所以我们不必感觉一切都停留于学习,我们可以在干中学,更多地创造。把时间拉长看,二三十年后,中国的很多实践会变成世界性的经典案例,因为我们面临更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的变化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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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沈东曙,社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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