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编剧模式创新的二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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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立

现在的影视剧创作太多是命题作文，都是本末倒置先攒一个故事，然后雇了一帮写手，数个写手完成一部作品，形成编剧群言现象，说白了就是对剧本的“群体发言”。文学写作向来崇尚个体认识与判断，写作基本上是个“个性化”的活儿，电影也好，电视剧也罢，几个人拼凑出一个人物，肯定是分裂了的人物。群言剧本对剧情和人物是断裂式的破坏。

今年因小鲜肉引发的口水仗一直不断，一边为了“吸粉”力挺，一边怒斥小鲜肉导致烂片、脑残剧层出。其实，哪个艺术家不是从小鲜肉、小鲜花开始的，而最终奠定他们成功的一定是遇到了一系列的好人物，有的艺术家甚至一生就遇到了一个好人物。演员的好演技一定是被好人物激发出来的，观众都是因为人物的可爱，才会喜欢人物的扮演者。只有好作品才能成就好演员、而没有反过来好演员成就好作品的逻辑。所以，烂片多的原因很多，根源是近年来越来越不重视典型人物塑造导致成功人物形象缺失的问题。强调人物塑造虽然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无论影视剧制作技术多么的先进，制作规模多么国际化，类型化多么的凸显，人物塑造对于影视剧创作来说永远是作品的灵魂。

影视剧创作本身的质量问题很多，最突出的问题是文学精神的缺失。电影、电视剧都是讲故事、塑造人物的艺术，凡是一个立得起来的影视剧本，其“影子”总要折射出文学人物的魅力，也可以理解为“剧作即文学”。剧本创作不是工业复制品，乃是不同剧作者基于不同的家庭、社会、文化、年龄、经历等背景，作为独特生命个体的感受与内心对照并最终孕育出的文字，其本质是文学创作。因此在创作影视剧本时，理应首先把尊重文学创作规律作为切入点，具备了故事、人物的文学性之后，再考虑如何以视觉艺术呈现你的故事，而且为导演的二度创作留有空间。

“众志”没有“成城”

现在的影视剧创作太多是命题作文，都是本末倒置先攒一个故事，然后找名编剧完成，殊不知一些名编剧已经不亲自操刀了，雇了一帮写手，数个写手完成一部作品，形成编剧群言现象，说白了就是对剧本的“群体发言”。文学写作向来崇尚个体认识与判断，写作基本上是个“个性化”的活儿，由此才可能写出剧中的“这一个”来。电影也好，电视剧也罢，几个人拼凑出一个人物，肯定是分裂了的人物。群言剧本对剧情和人物是断裂式的破坏。现在除了“委托创作”，大部分的剧本干脆“联合创作”，即多人联合编一个电影或一部电视剧。编剧的群言现象看似重视剧本创作，但从剧本的艺术创作规律来看，这种创作模式实则为“一个孩子几个爹”，是一种群思群言的拼装，就好比几个雕刻家去雕刻一个典型人物和故事，害多利少。正在公映的中美合拍片《长城》，前后共五个编剧，而遭受诟病的恰恰是剧本，“众志”没有“成城”。

分工合作的创作往往对剧本的整体性造成断裂，当下的影视作品讲不好故事，剧情不流畅，缺乏生活逻辑，人物缺乏性格逻辑，故事繁复不精彩，看不到人物的心路历程，缺少对现实的深度开掘与人生思考，对个体生命情感体验的书写日渐退化。由此凸显的拼图化、概念化和小品化倾向，都与编剧的“群言”现象不无关系。当年的《大明王朝1566》，试想如果是数个作者笔下的剧本，还会是剧作家刘和平独到思考的那段历史和他心中的嘉靖和海瑞吗？

导演有必要和编剧争功吗？

除了联合创作，剧本的真正遭遇是各个环节在没有编剧授权下的肆意修改。先是出品方要求编剧按所谓的大数据或粉丝取向修改剧本。笔者的一位编剧朋友最近创作了一部年代剧，没想到交稿后比创作更煎熬的日子开始了，一群“90后”指手画脚要求改剧情，改人物，改到最后，经他数年心血孕育出来的人物没有灵魂了，故事没有生活逻辑了。他反问这些“90后”：连基本的生活逻辑都没了，故事还能成立吗？这些“90后”回答他说，现在都二次元了，要什么生活逻辑和人物灵魂。这位编剧快崩溃了，感慨终于明白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的神剧、雷剧和脑残剧了，他明确表示不再写电视剧了。

接下来是导演改剧本。在二度创作中用镜头语言呈现自己对剧本独到的理解和艺术表达本是导演的职责，也是基本的功力，但现在有一个时髦的现象是，导演如果不改改剧本，就不能体现导演的才华，还得在编剧前面加上自己的名字。比如《闯入者》《老炮儿》《烈日灼心》三部影片，都是导演的名字并列排在了编剧名单前。日前在长春结束的导演新力量论坛邀请了近30位中青年知名导演，职务名称全部是导演、编剧双称谓。我们说导演的二度创作就是再创作，有必要和编剧争功吗？现在导演和编剧争功已成普遍现象。好莱坞编剧麦基认为，导演首先不能篡改剧本，第二不能偷窃编剧的创意，这样的事情在好莱坞不可能发生，“编剧是一个电影中最具创造力的部分，如果不能保障编剧的权益，就无法建立真正的电影文化”。韩国的剧本中心制就更不可能乱改剧本了。

再下来就是演员改剧本。宋宋之争虽然已过去数年，但演员改剧本的毛病愈演愈烈，有些明星在公开场合或作品研讨会上，很得意地强调自己改了哪里。观众又没看到原剧本的情节台词，你改的合理还是随性还是完全处于话语权的霸道，无法判断。

人物一定是不可雷同的“这一个”

出品方要加这个情节，导演要加那个人物，制片人要加某段恋情，演员要改个突出自己的桥段，播出方要加……一部作品的整体性就这样被改得支离破碎了。这样出来的本子，肯定会破坏故事的思想性，更难保证其整体性。如此诞生的人物还会有相同DNA的血脉吗？剧中人物也难以形成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其情感和生命轨迹的展现很难做到一以贯之。由此导致现在大量的作品不是按故事中的生活逻辑、人物的性格逻辑讲故事，多是按剧情需要编故事，造成作品中的人物，只有曲折的命运，没有性格、情感的支撑。的确，有编剧才华的导演大有人在，实在手痒痒，何不自编自导。今年颁发的“影协杯”十部优秀剧作中，有《伞头和他的女人》《解救吾先生》《一个勺子》三部作品是导演编剧一身挑的。三位导演领奖时给出的理由都是为了保其作品的连贯性和整体性。

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刻画、塑造人物是其核心和灵魂，编剧的“群言”现象尤其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剧作家往往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积累中获得素材，从熟悉的生活素材中提炼主题、刻画人物、选取细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出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心灵体验与思考，剧本的完成就像经过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剧本创作一但落在笔尖，便是其孩子，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孩子是完全相同的，诞生的人物一定是不可雷同的“这一个”，剧作的这一文学属性奠定了艺术人物的典型性和不可复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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