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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昊:广东应继续成为中国二次改革先锋(二)

时间:2014-02-10 11:16    来源:商务财经网  

     广东“两会”看经济之(二)改革篇:

  中国的改革模式非常独特,遵循的是上下互动的模式,即改革先从地方开始,如试点成功,则推向全国,如失败风险也不至撼动全国。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众多重要改革均发轫于广东。在中国地方改革中,广东的改革实践至今走得最远。在上下互动、上位主导的改革体系中,中央为改革的心脏与大脑,而广东则应当之无愧成为中国改革之胆。在刚刚结束的广东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亦称,改革是今年最重要的任务、头等大事。广东更部署了今年改革的13项重点任务。

  为什么要把改革当作今年乃至未来的头等大事?

  笔者认为,对于目前的广东来说,存在三大隐忧,一是改革动力弱化,二是广东相对内地的制度优势逐步拉平,三是广东逐步内地化,形成了利益集团。

  改革动力弱化非广东本身的问题。在第一轮的改革中,广东冲锋在前,多个领域开创了风气之先。按照国内流行的著名的改革“三波转型论”,革命属于第一波转型,改革开放本身属于中国第二次转型,第三波转型,即全方位的发展模式和体制转型。中国目前的改革,处于从第二波向第三波转变的阶段,停滞与迟疑乃是普遍现状,亦更显现实的复杂与历史的反复。

  从上世纪末开始,就逐步流行“特区不特”的说法,一定程度上亦反映了现实。广东相对内地的制度优势正在被拉平。本来中国的改革就是局部突破、整体跟进的模式,在广东试验出的经验,推广至全国乃应有之义。广东再大步伐的突破,最迟五至十年即可推广全国。故广东相对内地的制度领先优势难以超过十年。近年来国家战略中心北移,广东的创新空间缩小,广东与内地的制度趋同越来越明显。

  此外,广东已经日益“内地化”,早前,尊重市场、富有活力是广东的特点,而近年来,广东恰在这几个领域逐步弱化,也出现了利益和阶层的固化,社会活力有所丧失。以深圳为例,近几年深圳对于青年人口的吸附能力逐步下降,市民平均年龄上升。同时,户籍人口逐步老化,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利益格局,对于新兴力量和新兴阶层形成了排挤效应。对于农民工以及农民工二代的容纳方面,深圳并没有比内地城市做得更好。而早期以锐意改革著称于世的深圳行政体系,亦逐步与内地趋同,开拓进取精神有所萎缩。

  虽然广东被称为民富,但劳动力收入占GDP比例却逐年下降,仅排名全国中游。同时,过去十年广东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显示了广东的阶层固化格局亦已形成,包容式发展堪忧。改革精神的衰落,是广东最大隐忧。

  改革早期,中国实行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沿海带动内地,先富带动后富。与此对应,改革领域亦是先在改革特区试验,再进行全国推广。由此,领全国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往往能够在制度改革领域领先其它区域五到十年。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四大特区中,有三个即在广东,凸显了广东在全国改革棋局中的地位。至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10年,改革试验区域逐步扩大至上海以及后来的天津与重庆,金融改革、股改、新区建设等系列改革,则更多在后者完成。十八大之后的改革,国家选择的突破口为上海自贸区。前海和南沙、横琴虽呼声日高,在新一轮改革中并不占领先机。

  冲击广东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改革逐步呈现出发散式的局面。改革中期以后,一个新现象就是,改革的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内陆,而是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破局者。比如,在医保改革领域,率先改革和最彻底改革的地方并非广东,而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再比如户籍改革,比较富裕的沿海区域,如京沪广深等地,户籍反成为负担,无法进行大的改革,最后改革从中西部地区突破。而随着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未来中西部将建立一种不同于沿海的“内陆开放”模式。

  早期改革,国家以广东为窗口,天下新事广东十居其九。而新的改革时期,全国形成了均势竞争,广东难以独美。此为广东之忧,亦为广东之喜。喜在风险分散,广东可在改革领域更为大胆从容。

  时至今日,改革在全国范围都处于重新寻找动力的时期,总体而言,广东的改革传统仍然非常强大。而通过前期的三十余年改革,广东的根基亦相对更为稳固,改革精神深入骨髓。

  广东的一大优势是对市场的尊重,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广东在全国范围内无出其右,世所公认。上世纪90年代,国企与集体企业改革的突破,就发生在广东惠州与佛山(尤其是顺德与南海)。大部制改革,亦发轫和小成于广东,在社会管理领域,广东亦为中国最宽松的地方,简政放权力度最大。2013年,广东省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地启动了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力度堪媲美上海自贸区改革中的工商零登记。此次“两会”广东新确立的13项改革重点,多数即集中于放权与激活市场。

  就广东经济的主体而言,广东民营经济虽历经磨难,但羽翼已丰,不可撼动。广东最富活力的产业多数为完全竞争的行业,如广东为中国的家电之都、快消之都、家具之都、IT之都、日化之都,经过市场化的彻底洗礼,这些民营企业是最尊重市场、最富有契约精神的企业,这亦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前提。

  高素质的公民素养,亦使广东改革拥有更多的动力。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洗礼,广东人深刻理解改革,在富裕程度、受教育程度、市场经济意识、公民契约意识、现代文明素养、眼界与视野等方面,均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富有中国特色的“上下互动”的改革模式中,相对较高的公民素质使广东改革更有来自民间的强大推动力量。改革的动力亦更多元,创新驱动能力强大。

  广东为全国最大的移民省,利益构成相对多元,文化多样性明显,对于旧有格局的冲击力更大,开放性在国内无与伦比,连江浙和上海都难以望其项背。这些因素,都可保证广东相对其他地方更富有改革激情和胆魄。

  此外,广东在中国的整个版图中作用巨大,其改革胆魄当领先全国。而广深等城市,既是国家经济重镇,又无过大政治负担,可猛志改革。这些都是广东无法取代的优势。

  罗天昊(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责编/张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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