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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的路曲折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顶点见

时间:2017-12-24 21:55    来源:网易  

 (原标题:上学的路曲折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顶点见)

上学的路曲折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顶点见
儿子一岁多,先生还没有毕业
上学的路曲折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顶点见
山西大学77、78级学生会成员
上学的路曲折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顶点见
儿子与农村大婶儿母女
上学的路曲折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顶点见
当了老师的邢小群(左一)

本版文并供图/邢小群

对我来说,1977年真是不寻常的一年。

回程的硬座车厢里,听到广播恢复高考的消息

秋天,我和我先生(编者注:文史学者丁东)到江南旅行结婚。国庆节从北京出发,经南京、黄山,从富春江到杭州,而后去了上海、无锡,游了太湖,再到镇江、扬州。我们当时财力有限,全程一共才花了200多元。回程的硬座车厢里,正好听到广播恢复高考的消息。先生原是插队知青,当时是机关干部,但只有初中毕业的学历。我们意识到,恢复高考后,学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当时规定工龄五年以上可以带薪上学,毕业后还能涨几级工资。

我先生已经在机关工作六年,很想参加高考。他当时的年龄比常规招生的25岁超了一岁,又不是特别规定的66、67届高中毕业生,可以放宽到30岁,为了争取报名资格,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还有一条规定,有特殊专长可以按同等学力报名,于是,他拿着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找区招生办认定,总算获得了报名资格。

单位派他下乡当工作队,他想复习功课,单位不准他请假。工作队长说,你就在乡下复习吧。我先生报文科,语言、政治、史地等科问题不大,唯有数学是他的弱项。“文革”时他念到初中二年级,解析几何、三角函数根本没学过,在乡下又无人可以请教。直到临考试的前五天,单位才准他回城,他临时抱佛脚,请上过高中的朋友讲了一点儿解析几何和三角函数,最终数学考了44分,好在其他几门都是八九十分,最后被山西大学历史系录取。

这一年,我从农村中学调回母校山西大学中文系当了教师。当时,中国还没有博士生教育。大学师资的补充,多是从本科毕业生中挑选。一个本科毕业生跟着一个老教师当几年助教,就上了讲台。工农兵学员毕业时社来社去。两年后学校调回少量毕业生补充师资,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回到系里从助教做起。我先生原来也喜欢文学,也想学中文,但我是老师,他是学生,夫妻同在一系,很不方便。好在文史不分家,于是他选择了历史系。

他们是正式考进来的,文化基础整体上比工农兵大学生强得多

回到中文系,明确我搞教学,让自选专业。我最熟悉的是中国1949年以后的文学,从小的阅读,几乎与其共生共长,就要求搞中国当代文学,系里同意,并告诉我,允以各种方式进修两年之后再上课。山西大学是老大学,自有雍容的一面。

我想到北京去进修,但高校尚未恢复进修制度,系里变通允许我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校以自由听课的方式自我进修。正当我在几个大学之间来回跑着听课时,系里来信,紧急召我回校,让我给77级两个班100多名学生当班主任。原来的班主任是专职,要到党校培训半年。

那年我26岁。77级的学生年龄跨度很大,最大的30岁,最小的十七八岁,大的大,小的小。但他们是正式考进来的,文化基础整体上要比工农兵大学生强得多。他们当中有插队知青、回乡知青、民办教师,有军人、工人、干部,人生多动荡坎坷,社会阅历丰富;只有很少数是应届高中毕业生。

66、67届高中生,入学时不少人已成了家。比如,我们中文系77级有个女生是民办老师,已有了四个孩子,她说,现在婆家放两个,娘家放两个。这让我想到外语系的一个女生,她是怀着孕来报到的。她和丈夫都是北京知青,她考入了山西大学,丈夫考入大同师专。在一个校园里,我们经常碰面,眼见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不久听说她回家生孩子去了,又听说她生了一对双胞胎。我心说,哎呀!负担太重了,她还能来上学吗?大约半个学期过去了,我在校园中遇到她,问:孩子是怎么安排的?当时知青插队还不能算工龄,她和丈夫都不能带薪上学。她说,反正我们都不想退学,就和父母商量,如果你们不帮忙,我们就把孩子送人。结果,当奶奶的和当姥姥的责无旁贷地各养了一个。我们中文系还有一男生说,算上他自己和两个儿子,他家里上小学的、上中学的、上大学的都齐了。

77级学生在社会上历练多年,比较成熟,自学、自我管理能力很强。我当班主任是无为而治,有什么事,学生干部自己都解决了。唯一推不开的,就是学生请假,由我批准。我知道,一些家在农村,特别是已经结婚有孩子的学生,牵挂很多。上有老,下有小,地里的农活不能都让老婆干啊!到了夏收、秋收的时候,他们让我在假条上签字,我一概同意。

我还知道,中文系有学生平时几乎看不到影子,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才回到学校。我先生他们历史系也有这样的同学。有个30岁的同学,原来是民办教师,在老家当小学校长,已经有两个孩子。他第一学期摸清了大学的路数,以后每到考试前半个月才来学校,借同学的笔记准备准备,门门功课考下来仍是高分。我理解他们的求学不易,他们请假不请假,我都睁一眼闭一眼。77级学生中不少人与我同龄,一些比我还大几岁,大家相处起来如朋友。毕业以后,他们干脆不叫我老师,而直呼名字了。

中文系77级学生在学校也是很活跃的,他们自排话剧《于无声处》,自办文学刊物,还有一些同学的作品在省内外的期刊发表,成为当时校园中引人注目的风景,我自然也是这道风景的欣赏者。

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仅要儿子,也要上课

1979年,我怀孕、生育。这一年还在进修期中,没有教学压力,但精神上并不轻松,因为转年就要让我上课。儿子是11月出生,57天产假后,我在与学校紧邻的村子里找到一位50多岁的大婶儿,决定把孩子日夜放在她家,让她帮我看孩子并喂养,因为我剖腹产后没有奶水。

当老师的虽然不坐班,也得拖着虚弱的身子去开会,去图书馆查资料。那时我们双方的母亲都还没有退休,即便能来帮忙,只有12平方米的房间也转不开,更请不起保姆。好在我们每天傍晚走上十几分钟,就能去看孩子。我先生带工资上学,一月36元;我大学一毕业工资是42元。除了给大婶儿30元日夜带孩子的费用,还要拿出15元给孩子订牛奶、买糖和果汁。剩下的三十几元钱就是我们的基本生活费。我婆婆一个月60多元工资,决定资助我们15元,这才稍微缓解了我们的压力。农村人家,看上去卫生条件不太好,保暖全靠炕热。为了孩子,他们还特意烧了一个大煤炉。大婶儿也不会像我们,天天烫洗奶瓶奶嘴。但是放在大炕上的孩子,不但没生病,还越来越壮实。我的朋友说,你们儿子这么小就下乡插队了。我说,没办法,不然我怎么上讲台?为把孩子送出去,我也流了不少眼泪。有同事说我心狠,孩子那么小,就敢送出去,真能做得出来!有同事认为我可能是生活能力太差,不会带孩子。这些我都默默吞下,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仅要儿子,也要上课。

孩子大些了,为了减轻经济压力,接回了家。我先生每天上午去听课,下午在家帮我带孩子。孩子难免哭闹,为了让我备课,他经常抱着孩子到校园转悠。同学打篮球,他带着孩子在旁边助威!他的同学们也经常把我们孩子抱来抱去。至今同学聚会,还拿为我们抱过孩子说事。

查建英著有《八十年代访谈录》,那个年代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们在访谈中讲述了他们的感受和作为。我与他们是同龄人,沐浴着同时代的风雨,也是迈开了兴奋而急匆匆的脚步。

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课程是中国当代诗歌

当了几年班主任,1980年,我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学生就是我当班主任的77级,课程是中国当代诗歌。

当时,中国当代文学是一门新课,连公开出版的教材都没有。讲什么,怎么讲,都要靠自己选择,好处是什么框框都没有,管理部门也顾不上过问。学生中虽然有的年龄比我大,有的读书比我多,有的比我会写文章,但我已经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各院校听过相关课程,知道那里的老师怎么讲。1979年,在吉林大学召开了新时期文学研讨会,会上成立了当代文学研究会,并确定一些高校联合起来写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我当时怀着五个多月的身孕,作为青年教师,参加了这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结识了这个学科里的前沿学者,对本学科的学术走向有了基本了解。我提交的论文,也得到一些老师的肯定。所以,我走上大学讲台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了一点底气。

进入80年代,中国社会急速转型,思想空前活跃,过去的一切,都在被重新审视,重新评价。作家们闯进了一个个现实和历史的禁区,他们对时代不一定有多少超越性认识,但起码对已经过去的一段历史产生了怀疑,提出了问题。那时社会、人文各学科,如政治、法律、经济、历史或仍在旧的轨迹上论道,或在艰难地寻找破土的缝隙;心理学、社会学早被取缔,刚刚寻求重生,多数学科还没有在自己的领域生长出探讨的触角。一些新锐作家和诗人则以敏锐的感知,走在了时代精神的前面。这给我的当代文学课带来了新鲜空气和旋风式的推动力。我要讲的东西正在努力挣脱着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种种禁锢,希望比别人稍微大胆一些。

当代诗歌课程结束的时候,77级的同学们给我鼓了掌

我讲1949年以后的诗歌,面对大诗人郭沫若,直接拿出《百花齐放》在课堂上说出我的不解:写过《女神》的郭沫若,怎么能写出这种东西来?好在郭沫若也说自己: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那时当代中国诗坛的主角还是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等人,因为我父亲(编者注:作家、编剧邢野,主要作品有《平原游击队》等)曾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与他们都比较熟悉,有的还和我家是邻居,我从小都见过,讲起来就比较亲切。我对他们的诗也不陌生。小学时就喜欢朗诵闻捷的《我思念北京》,其诗句多彩斑斓,进入专业研究才发现,那样的铺陈排比并非上佳选择。反而《天山牧歌》情调上更有味道,《复仇的火焰》形式是诗歌,构架是长篇小说,别具一格。

面对郭小川,重点讲的是我喜欢的又有争议的《望星空》《雪与山谷》。那时《一个和八个》还没有公开发表。他那些曾经激情豪迈的诗,如《致青年公民》,包括60年代的《昆仑行》《林区三唱》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让经历过“文革”的人激动不起来了。学生们会说,我们是“向困难进军”了,也有过探出“西去列车窗口”的豪迈,怎么样了?我们人生的难题,谁来解决?这时再看郭小川,他自身的人性、个性、思想方面的矛盾,才显示出一个优秀诗人特殊的魅力。

公刘与邵燕祥、流沙河、曾卓等人的诗,被学界称为“归来的诗”,艺术性、思想性都很强。我特别讲到“右派”诗人公刘,当时,他的诗《长城砖》《绳子》《关于真理》,我都很喜欢。《绳子》:升腾过血染的旗帜/土改时丈地当尺/白天拉开荒的犁/黑夜捆烧火的枝/摇篮和坟墓拔河/摇篮刚占优势/突然它脱手飞去/扭头将我们鞭笞/所有被蛇咬过的/见了都吓得半死/年复一年的冰风/摆弄着清白的尸/这就是/绳子的历史

短短14行诗,充满了概括历史的张力。画面幅度很大,其中闪动着深受伤害的心灵和先于别人冷静思考的大脑。1979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一首《十二月二十六日》:“无可置疑,他是一面大旗,/旗的概念是什么?是飘扬,是进击。/旗应该永远是风的战友,风就是人民的呼吸。”这几句诗也可见当年的时代风貌。

巧得很,60年代中期我随父母到了山西太原,父亲在文联工作,也认识了公刘。公刘被打成右派发落到山西,后被马烽调入省文联。我先认识了他的女儿小麦,又见过他。但那时我十几岁,没有读过他的诗,假如看过他50年代写的《上海夜歌》,一定会留下较深的印象,见到他一定会产生好奇,希望对他了解更多。后来在80年代的一次会上相遇,他对我还有印象。

朦胧诗的发表几乎和我初上讲台是同步的。那时,一旦读到好的诗,不等文坛有评论,也不管自己讲得好不好,先拿到课上分享,比如北岛的《回答》,有无限的解说性。尤其经过了“文革”,年轻人可以通过无数遍的阅读,发现自己的体悟。特别是这句:“告诉你,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舒婷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顾城的《远和近》等诗,也是刚刚见诸报刊就拿到了课堂。我不管传统文学界的“梁山泊”怎么排座次,只认准这些诗带来的新鲜和冲动。那时的学生经历过“文革”、“九一三”后,已经疏远了迷信和崇拜,但这一代人对社会生活还没有像后来的年轻人那么自我、隔膜。他们反叛,但有追求,尽管所追求的是那么迷茫。这些内容,很对他们的胃口。

和其他课程相比,我的课就是现在进行时,是和同学们一起欣赏,一起品味,一起探索。在考试和作业上,不管学生的看法是否和我一致,只要讲得有道理,有特色,都给高分。也许因为年轻,没有旧成见,能接受新思潮,和学生又是同代人,价值观上没有代沟,记得当代诗歌课程结束的时候,77级的同学们给我鼓了掌。

 

其实,这门课程讲授之初,我心里也有几分忐忑。为什么还能得到基本肯定呢?多少年后我才悟出来:大学是讨论学问的地方。我不见得比学生水平更高,但我可以以一个导游的角色,把那些学界有纷争的问题摆在讲坛上。我的看法也只是一家之言。我与学生平等讨论,共同思考,共同感受时代的脉搏。或许,这就是他们能接受我这门课的原因。

总之,在大学讲堂上,我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

作者简介:邢小群,文史学者,上世纪60年代末到山西插队,1971年被推荐到山西大学中文系就读,留校任教,后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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