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路曲折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顶点见

时间：2017-12-24 21:55    来源：网易  

 （原标题：上学的路曲折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顶点见）

儿子一岁多，先生还没有毕业

山西大学77、78级学生会成员

儿子与农村大婶儿母女

当了老师的邢小群（左一）

本版文并供图/邢小群

对我来说，1977年真是不寻常的一年。

回程的硬座车厢里，听到广播恢复高考的消息

秋天，我和我先生（编者注：文史学者丁东）到江南旅行结婚。国庆节从北京出发，经南京、黄山，从富春江到杭州，而后去了上海、无锡，游了太湖，再到镇江、扬州。我们当时财力有限，全程一共才花了200多元。回程的硬座车厢里，正好听到广播恢复高考的消息。先生原是插队知青，当时是机关干部，但只有初中毕业的学历。我们意识到，恢复高考后，学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当时规定工龄五年以上可以带薪上学，毕业后还能涨几级工资。

我先生已经在机关工作六年，很想参加高考。他当时的年龄比常规招生的25岁超了一岁，又不是特别规定的66、67届高中毕业生，可以放宽到30岁，为了争取报名资格，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还有一条规定，有特殊专长可以按同等学力报名，于是，他拿着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找区招生办认定，总算获得了报名资格。

单位派他下乡当工作队，他想复习功课，单位不准他请假。工作队长说，你就在乡下复习吧。我先生报文科，语言、政治、史地等科问题不大，唯有数学是他的弱项。“文革”时他念到初中二年级，解析几何、三角函数根本没学过，在乡下又无人可以请教。直到临考试的前五天，单位才准他回城，他临时抱佛脚，请上过高中的朋友讲了一点儿解析几何和三角函数，最终数学考了44分，好在其他几门都是八九十分，最后被山西大学历史系录取。

这一年，我从农村中学调回母校山西大学中文系当了教师。当时，中国还没有博士生教育。大学师资的补充，多是从本科毕业生中挑选。一个本科毕业生跟着一个老教师当几年助教，就上了讲台。工农兵学员毕业时社来社去。两年后学校调回少量毕业生补充师资，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回到系里从助教做起。我先生原来也喜欢文学，也想学中文，但我是老师，他是学生，夫妻同在一系，很不方便。好在文史不分家，于是他选择了历史系。

他们是正式考进来的，文化基础整体上比工农兵大学生强得多

回到中文系，明确我搞教学，让自选专业。我最熟悉的是中国1949年以后的文学，从小的阅读，几乎与其共生共长，就要求搞中国当代文学，系里同意，并告诉我，允以各种方式进修两年之后再上课。山西大学是老大学，自有雍容的一面。

我想到北京去进修，但高校尚未恢复进修制度，系里变通允许我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校以自由听课的方式自我进修。正当我在几个大学之间来回跑着听课时，系里来信，紧急召我回校，让我给77级两个班100多名学生当班主任。原来的班主任是专职，要到党校培训半年。

那年我26岁。77级的学生年龄跨度很大，最大的30岁，最小的十七八岁，大的大，小的小。但他们是正式考进来的，文化基础整体上要比工农兵大学生强得多。他们当中有插队知青、回乡知青、民办教师，有军人、工人、干部，人生多动荡坎坷，社会阅历丰富；只有很少数是应届高中毕业生。

66、67届高中生，入学时不少人已成了家。比如，我们中文系77级有个女生是民办老师，已有了四个孩子，她说，现在婆家放两个，娘家放两个。这让我想到外语系的一个女生，她是怀着孕来报到的。她和丈夫都是北京知青，她考入了山西大学，丈夫考入大同师专。在一个校园里，我们经常碰面，眼见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不久听说她回家生孩子去了，又听说她生了一对双胞胎。我心说，哎呀！负担太重了，她还能来上学吗？大约半个学期过去了，我在校园中遇到她，问：孩子是怎么安排的？当时知青插队还不能算工龄，她和丈夫都不能带薪上学。她说，反正我们都不想退学，就和父母商量，如果你们不帮忙，我们就把孩子送人。结果，当奶奶的和当姥姥的责无旁贷地各养了一个。我们中文系还有一男生说，算上他自己和两个儿子，他家里上小学的、上中学的、上大学的都齐了。

77级学生在社会上历练多年，比较成熟，自学、自我管理能力很强。我当班主任是无为而治，有什么事，学生干部自己都解决了。唯一推不开的，就是学生请假，由我批准。我知道，一些家在农村，特别是已经结婚有孩子的学生，牵挂很多。上有老，下有小，地里的农活不能都让老婆干啊！到了夏收、秋收的时候，他们让我在假条上签字，我一概同意。

我还知道，中文系有学生平时几乎看不到影子，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才回到学校。我先生他们历史系也有这样的同学。有个30岁的同学，原来是民办教师，在老家当小学校长，已经有两个孩子。他第一学期摸清了大学的路数，以后每到考试前半个月才来学校，借同学的笔记准备准备，门门功课考下来仍是高分。我理解他们的求学不易，他们请假不请假，我都睁一眼闭一眼。77级学生中不少人与我同龄，一些比我还大几岁，大家相处起来如朋友。毕业以后，他们干脆不叫我老师，而直呼名字了。

中文系77级学生在学校也是很活跃的，他们自排话剧《于无声处》，自办文学刊物，还有一些同学的作品在省内外的期刊发表，成为当时校园中引人注目的风景，我自然也是这道风景的欣赏者。

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仅要儿子，也要上课

1979年，我怀孕、生育。这一年还在进修期中，没有教学压力，但精神上并不轻松，因为转年就要让我上课。儿子是11月出生，57天产假后，我在与学校紧邻的村子里找到一位50多岁的大婶儿，决定把孩子日夜放在她家，让她帮我看孩子并喂养，因为我剖腹产后没有奶水。

当老师的虽然不坐班，也得拖着虚弱的身子去开会，去图书馆查资料。那时我们双方的母亲都还没有退休，即便能来帮忙，只有12平方米的房间也转不开，更请不起保姆。好在我们每天傍晚走上十几分钟，就能去看孩子。我先生带工资上学，一月36元；我大学一毕业工资是42元。除了给大婶儿30元日夜带孩子的费用，还要拿出15元给孩子订牛奶、买糖和果汁。剩下的三十几元钱就是我们的基本生活费。我婆婆一个月60多元工资，决定资助我们15元，这才稍微缓解了我们的压力。农村人家，看上去卫生条件不太好，保暖全靠炕热。为了孩子，他们还特意烧了一个大煤炉。大婶儿也不会像我们，天天烫洗奶瓶奶嘴。但是放在大炕上的孩子，不但没生病，还越来越壮实。我的朋友说，你们儿子这么小就下乡插队了。我说，没办法，不然我怎么上讲台？为把孩子送出去，我也流了不少眼泪。有同事说我心狠，孩子那么小，就敢送出去，真能做得出来！有同事认为我可能是生活能力太差，不会带孩子。这些我都默默吞下，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仅要儿子，也要上课。

孩子大些了，为了减轻经济压力，接回了家。我先生每天上午去听课，下午在家帮我带孩子。孩子难免哭闹，为了让我备课，他经常抱着孩子到校园转悠。同学打篮球，他带着孩子在旁边助威！他的同学们也经常把我们孩子抱来抱去。至今同学聚会，还拿为我们抱过孩子说事。

查建英著有《八十年代访谈录》，那个年代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们在访谈中讲述了他们的感受和作为。我与他们是同龄人，沐浴着同时代的风雨，也是迈开了兴奋而急匆匆的脚步。

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课程是中国当代诗歌

当了几年班主任，1980年，我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学生就是我当班主任的77级，课程是中国当代诗歌。

当时，中国当代文学是一门新课，连公开出版的教材都没有。讲什么，怎么讲，都要靠自己选择，好处是什么框框都没有，管理部门也顾不上过问。学生中虽然有的年龄比我大，有的读书比我多，有的比我会写文章，但我已经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各院校听过相关课程，知道那里的老师怎么讲。1979年，在吉林大学召开了新时期文学研讨会，会上成立了当代文学研究会，并确定一些高校联合起来写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我当时怀着五个多月的身孕，作为青年教师，参加了这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结识了这个学科里的前沿学者，对本学科的学术走向有了基本了解。我提交的论文，也得到一些老师的肯定。所以，我走上大学讲台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了一点底气。

进入80年代，中国社会急速转型，思想空前活跃，过去的一切，都在被重新审视，重新评价。作家们闯进了一个个现实和历史的禁区，他们对时代不一定有多少超越性认识，但起码对已经过去的一段历史产生了怀疑，提出了问题。那时社会、人文各学科，如政治、法律、经济、历史或仍在旧的轨迹上论道，或在艰难地寻找破土的缝隙；心理学、社会学早被取缔，刚刚寻求重生，多数学科还没有在自己的领域生长出探讨的触角。一些新锐作家和诗人则以敏锐的感知，走在了时代精神的前面。这给我的当代文学课带来了新鲜空气和旋风式的推动力。我要讲的东西正在努力挣脱着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种种禁锢，希望比别人稍微大胆一些。

当代诗歌课程结束的时候，77级的同学们给我鼓了掌

我讲1949年以后的诗歌，面对大诗人郭沫若，直接拿出《百花齐放》在课堂上说出我的不解：写过《女神》的郭沫若，怎么能写出这种东西来？好在郭沫若也说自己：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那时当代中国诗坛的主角还是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等人，因为我父亲（编者注：作家、编剧邢野，主要作品有《平原游击队》等）曾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与他们都比较熟悉，有的还和我家是邻居，我从小都见过，讲起来就比较亲切。我对他们的诗也不陌生。小学时就喜欢朗诵闻捷的《我思念北京》，其诗句多彩斑斓，进入专业研究才发现，那样的铺陈排比并非上佳选择。反而《天山牧歌》情调上更有味道，《复仇的火焰》形式是诗歌，构架是长篇小说，别具一格。

面对郭小川，重点讲的是我喜欢的又有争议的《望星空》《雪与山谷》。那时《一个和八个》还没有公开发表。他那些曾经激情豪迈的诗，如《致青年公民》，包括60年代的《昆仑行》《林区三唱》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让经历过“文革”的人激动不起来了。学生们会说，我们是“向困难进军”了，也有过探出“西去列车窗口”的豪迈，怎么样了？我们人生的难题，谁来解决？这时再看郭小川，他自身的人性、个性、思想方面的矛盾，才显示出一个优秀诗人特殊的魅力。

公刘与邵燕祥、流沙河、曾卓等人的诗，被学界称为“归来的诗”，艺术性、思想性都很强。我特别讲到“右派”诗人公刘，当时，他的诗《长城砖》《绳子》《关于真理》，我都很喜欢。《绳子》：升腾过血染的旗帜/土改时丈地当尺/白天拉开荒的犁/黑夜捆烧火的枝/摇篮和坟墓拔河/摇篮刚占优势/突然它脱手飞去/扭头将我们鞭笞/所有被蛇咬过的/见了都吓得半死/年复一年的冰风/摆弄着清白的尸/这就是/绳子的历史

短短14行诗，充满了概括历史的张力。画面幅度很大，其中闪动着深受伤害的心灵和先于别人冷静思考的大脑。1979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一首《十二月二十六日》：“无可置疑，他是一面大旗，/旗的概念是什么？是飘扬，是进击。/旗应该永远是风的战友，风就是人民的呼吸。”这几句诗也可见当年的时代风貌。

巧得很，60年代中期我随父母到了山西太原，父亲在文联工作，也认识了公刘。公刘被打成右派发落到山西，后被马烽调入省文联。我先认识了他的女儿小麦，又见过他。但那时我十几岁，没有读过他的诗，假如看过他50年代写的《上海夜歌》，一定会留下较深的印象，见到他一定会产生好奇，希望对他了解更多。后来在80年代的一次会上相遇，他对我还有印象。

朦胧诗的发表几乎和我初上讲台是同步的。那时，一旦读到好的诗，不等文坛有评论，也不管自己讲得好不好，先拿到课上分享，比如北岛的《回答》，有无限的解说性。尤其经过了“文革”，年轻人可以通过无数遍的阅读，发现自己的体悟。特别是这句：“告诉你，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舒婷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顾城的《远和近》等诗，也是刚刚见诸报刊就拿到了课堂。我不管传统文学界的“梁山泊”怎么排座次，只认准这些诗带来的新鲜和冲动。那时的学生经历过“文革”、“九一三”后，已经疏远了迷信和崇拜，但这一代人对社会生活还没有像后来的年轻人那么自我、隔膜。他们反叛，但有追求，尽管所追求的是那么迷茫。这些内容，很对他们的胃口。

和其他课程相比，我的课就是现在进行时，是和同学们一起欣赏，一起品味，一起探索。在考试和作业上，不管学生的看法是否和我一致，只要讲得有道理，有特色，都给高分。也许因为年轻，没有旧成见，能接受新思潮，和学生又是同代人，价值观上没有代沟，记得当代诗歌课程结束的时候，77级的同学们给我鼓了掌。

 

其实，这门课程讲授之初，我心里也有几分忐忑。为什么还能得到基本肯定呢？多少年后我才悟出来：大学是讨论学问的地方。我不见得比学生水平更高，但我可以以一个导游的角色，把那些学界有纷争的问题摆在讲坛上。我的看法也只是一家之言。我与学生平等讨论，共同思考，共同感受时代的脉搏。或许，这就是他们能接受我这门课的原因。

总之，在大学讲堂上，我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

作者简介：邢小群，文史学者，上世纪60年代末到山西插队，1971年被推荐到山西大学中文系就读，留校任教，后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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