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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刘大任小说北京发布:“希望我的文学成就‘认祖归宗’”

时间:2016-12-13 20:55    来源:凤凰读书  

  这是那样一种文字,伴有浓郁的乡愁的醇味,清淡时独见浅浅的懊悔。剔透入味,却坚厉深沉。这样的文字来自一个古稀老者,海外左翼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作家,刘大任。他被王德威教授称为“海外左翼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作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台大哲学系毕业,是六十年代初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直接参与者。

  《当下四重奏》是刘大任的半自传长篇小说,以他的人生经历为主题,叙写海外华人不舍的家国、历史和文化情结。书的内容含有强烈的半自传成份,几乎就是作者一生写照。该小说延续他的多部作品中对“保钓”运动的反思。书中的退休老教授当年曾参加过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有家难归,日后选择留在美国落地生根。然而他对故国一往情深。越到晚年,他越发觉自己的孤独,即使亲如妻子儿女也有格格不入之感。他唯一可以寄托的是他悉心经营的庭园。但是,有一天,妻子与儿女竟不动声色地策划搬离到新的家园……

  《当下四重奏》2015年2月在台湾出版繁体版,2016年1月荣获2016台北书展大奖,同时入选2015《亚洲周刊》十大华文小说。马英九2016年一月参加台北书展唯一买下的一部书就是《当下四重奏》。

  作为台湾及海外著名小说家,此前他只在大陆出版过三部随笔集,从未在大陆出版过小说,此次出版,为刘的小说首次与大陆作者见面。2016年12月10日,刘大任《当下四重奏》的简体新书交流会在北京言及又书店举行,刘大任与著名的传记随笔作家止庵一起对谈“中国文学的台湾经验”。交流会由资深媒体人胡洪侠主持,香港作家马家辉也作为神秘嘉宾出席现场。

  

 

  以下是嘉宾的主要发言摘要

  刘大任:希望有一天,我这一点“可怜”的文学上的成绩,能够认祖归宗

  

 

  刘大任

  我自己觉得何其有幸,能够遇到你们。其实多年来我一直有个心愿,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这一点“可怜”的文学上的成绩,能够认祖归宗,回到源远流长的的中国文学的传统,公开接受检验。

  一两年前,我在台湾就有过这么一次不愉快的经验,一个当时的公开场合,台湾文学界的朋友的聚会,就有人公开要我坦白,说,你在台湾生长的,你吃的是台湾米,喝的是台湾水,你怎么现在出书的时候还说,你是江西永新人?他说,你到底是不是台湾人?

  我跟他说,我是属于“两岸同属一中”的那个”中国“,而且我告诉他,我认为我自己是一系列作家包括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包括苏东坡,包括曹雪芹,我认为我是他们的后人。不管是不是有出息的后人,但我真心的觉得,在思想上,在精神上,我是跟他们血液相连的。你要求我把这个血脉断掉,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台湾政治界、文化界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呢?所以,做一个中国人,还挺不容易的。

  这些年来,其实我待在台湾的时间不长,基本上我是居住在海外。那海外的中国人的生活,有更多的复杂,矛盾,各种内心的冲突。你要想在心理上安身立命,能够心定气闲地过日子,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工程师,或者是一个电脑专家,这个问题可能不是这么严重,我只要适应了美国式的生活,在美国就很容易生存。日子也能过得挺愉快。但是如果你始终忘不掉一些东西,举个例子来讲,大概两年前,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讨论跟中国有关的问题。在会上,有一个国外的学者就质问我——你当年——那是很多年前了,我还在加州大学当学生的时候,曾经参与过一个保卫钓鱼台运动,“钓鱼台”是台湾一带渔民的叫法,在国内呢,叫做钓鱼岛。他说:当年你参加“钓鱼台的运动”,你的动机是不是“贪心”?

  贪心什么呢?因为当时钓鱼岛海底,据说有相当于中东的石油的储藏量。所以他说我贪心。我当年自己给他的回答是,我回忆当年,参与保钓运动,并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因为你要冒很多风险,包括你的家人在台湾,会受到某种程度的迫害,你自己呢,很可能变成了黑名单,将来驱逐台湾,都很不方便。我就有差不多十七年的时间,回不了台湾。你自己没办法探亲也没办法看朋友。我参与保钓,跟贪心和海地的石油,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参与的动机很简单,很单纯,只有两字:屈辱、羞耻。

  为什么呢?我说,我们在海外的华裔知识分子,心头永远去不掉的一个情义结,就是一百五十年到两百年,中国人所承受的,各种各样的苦难、侵略。这种苦难和侵略所造成的屈辱,是很难以言说的,这是我们心头最沉重最沉重的苦难。

  那么,钓鱼台这个议题出现的时候,它撩拨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海里的石油,将来可以发财,它撩拨的就是这个屈辱的感觉。因为这样的缘故,我想向大家说的就是,很可能就是这种情感的因素,造成我要写《当下四重奏》这本书。

  止庵:它可能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书,但也可能是一个我们最需要的书

  我是刘先生多年前的一个景仰者。我从台湾第一代文学到那个时候最新的文学都知道,我说还缺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刘大任先生,他没被介绍到大陆来,我们台湾文学就缺少了一块,而这块却正是不可缺少的一块。

  刘先生刚才也讲了,他写作这本书的重点,这么多年他的一个“情结”。其实我是知道刘先生这些经历的,这本书写作的契机我想不一定是我们当下所有读者都知道的一个契机。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这回事儿。我就一直想:一个大陆的普通读者,为什么要读这本书?把“中国情结”等因子都去掉,这本书它吸引我的地方在什么呢?我是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小说的创作中来读这本书的。要是说,刘先生这本书和同时代或者比刘先生晚了两三代的作家的书,相比的不同之处是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想谈的是,这个不同之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么?

  在我们当下啊,大家关心的事情,同时也反映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恰恰在这本书里面不太重要;而这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呢,又恰恰是我们当下文学中常常忽略的,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本书,它能归纳成是一本什么书?它是一本关于精神的小说。

  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学作品,它基本上都是关于物质的,现在我们大家所有被困扰的事情,都是物质上的问题,房子,找工作,看病,小孩儿上学,都是这些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生活中不断地像噩梦在纠缠着我们,所以我们很多作家就都写这些东西,如果不写,就是叫“不接地气”。

  刘先生这本书很好玩,我读这书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主人公简先生,他没有任何的物质方面的包袱,物质上的问题都不是一个实质,真正的问题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出现的一种困惑。这个困惑也正是在物质生活没有问题之后才出现的。我觉得这本书他填补了我们现在文学创造的一个很大的空白,它可能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书,但也可能是一个我们最需要的书。

  另外,书中我觉得最好的就在于,刘大任先生叙述自己的情结的方式,是用一种非常纯净,非常纯正的语言,这种语言对我来说,几十年没有见到过。这种语言甚至比我们在三四十年代,包括茅盾啦,丁玲啦,还要再往前的一种语言。可以说上接到鲁迅和周作人。他们是一种完全中国式的语言,没有翻译腔的语言。由这种语言来进行一个很平静的叙述。

  马家辉:“刘大任”这三个字,是一个曾经让我震撼的一个名字

  我第一次看到刘大任这个名字,我只有十八九岁,还是个小文青,大概1982年,那时候在香港“七十年代”上面连载的,《浮游群落》。

  那时候我读到了刘大任的作品,去追,去看材料,去点点滴滴的追寻“生命给我的那种意义,我该做什么样的人?”不仅是刘大任老师,包括台湾的其他一些作家,就是一些英雄人物在我们19岁的年轻人眼里面,在那种环境里面,他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的。他选择,是需要勇气的。当时给我的很大震撼感。我会想,在我遇到大是大非的时候,我敢吗?我敢选我心里追求的东西吗?我当时看到,刘大任这个人,为了搞个保钓运动,直接放弃了他的博士学位,这真的会引起我们文青的焦虑。所以刘老师给我的冲击是很大的。

  在我文学养成的过程里面,“刘大任”这三个字,就是其中的一个,曾经让我去焦虑的,敬佩的,震撼的,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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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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