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曾国藩教你古人如何学习：到人多的地方去读书

时间：2016-09-07 19:06    来源：广州日报  

　　

 

　　苏辙 (资料图)

　　这段时间，在网络上兴起了关于儿童读经的争议，有媒体认为近些年来的儿童读经教育已经宣告失败，因为教育出来的学生根本不适应社会，无法和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教育机制接轨;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现在宣告读经失败尚为时过早，之所以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师资配备有问题，同时也偏离了学习传统文化的初衷。

　　这里所谓的读经，其学习对象主要是指儒家经典“四书”和道家经典“老子”，以及古代童蒙教材“三字经”、“弟子规”等。儿童读经到底合理与否，成败与否，这里不作定论，有待科学的检验，倒是读经背后的心理，它与现代教育体制的关系，以及它在古代的本来面貌，可以谈一谈。

　　朝读书 暮习武：

　　这种教育方式其实

　　在古代也未必行得通

　　国内一些儿童读经班，或者国学私塾，曾经被描述得极其富有田园牧歌式的色彩，也一度令人向往。例如，父母辞去工作，带着小孩远离喧嚣的城市，在偏远的乡野租一栋瓦屋，穿着传统的民族制服，过着简单宁静的日子，小孩不进入现代化教育体制，每天学习的是传统经典，朝读书，暮习武，或者学学古筝、国画，将其打造成精通传统文化的人才。对于这种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本文不做价值上的判断。它是可以理解的，它是对现代竞争压力所作的一种反弹，力求在空间相对大的地方寻求一种缓冲，不只是空间上的缓冲，更是精神上的缓冲。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是多元化的，只要不妨碍别人，遵守法律，谁也管不着谁。

　　不过，这种对古代田园牧歌致敬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也并不普遍存在，也并不具备可行性。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些历史演义和小说给忽悠了，主人公生活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怀着济世的远大抱负，熟读经史子集，精通十八般武艺，颜值杠杠的，一旦文武素质具备，就出来安邦定国，杀敌疆场，那都是不负责任的说书人瞎编的。其实，在古代也好，在现代也好，文武双全几乎是不可能的，你能想象一个职业重量级拳击冠军能同时是哈佛计算机博士吗?而且，在古代，也不需要一个人文武双全，读文的读文，习武的习武，各自拿各自的本事报效国家和朝廷。充其量也就是文人粗通武艺，或者武人粗通文字。例如晋朝名将杜预，是难得的“武库”，军事家，然而，他根本不通武艺，“不跨马”，马都不会骑。再如南梁的名将陈庆之，曾经凭几千人马横扫北方，可是他连骑马射箭都不会，“射不穿札，马非所便”。后来的袁崇焕、左宗棠也大都是书生。至于岳飞，能通文字，善写诗词，但他还是考武举出身，虽然能文，但不至于像演义中那样文与武并举，文武全通。

　　古代的儒生，为了考取功名，要背“四书五经”，还有大量的优秀八股范文，将大量的时间花在读书上，很多人读得手无缚鸡之力，惹人耻笑，你以为他们乐意吗?非也，而是科举考试的难度，录取的比例之低，决定他们不得不荒废体力锻炼，将精力集中在读书上。可见在古代，隐居乡村，文武兼习的生活，也是很不现实的，因为社会不需要，文和武会彼此耽误。

　　古代的秀才举人

　　没把乡野读书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

　　另外，在荒村僻野读书，也不是古代绝大多数读书人追求的生活方式，陶渊明毕竟是少数，不然他怎么会出名呢?而且选择荒村僻野读书，也不是为了享受田园的安静，而是为了集中精力复习功课，准备鏖战考场。一时的隐退，是为了将来的奋飞。

　　古代的秀才举人，绝大部分从来没把乡野读书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相反，他们为了能读书有进步，往往是从偏僻的乡村往热闹的地方去。就如同现在一样，要找名师辅导，要找名士切磋，例如苏辙，十九岁的时候，急不可耐地从四川走出来，前往洛阳、开封拜会名师。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里面提到，他之所以离开家乡，是因为家乡信息闭塞，周边没有高手，都是普通人，缺乏切磋交流的平台，会影响他的学业进步。于是毅然离开相对比较闭塞的家乡，来到宋朝的中心地带，“于是决然舍去”。不仅一路上看到高山大河，更在开封看到了皇宫的壮丽、城市的繁荣，激发了他的志向，“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更进一步，在繁荣的东京城，他结识了像欧阳修这样的泰斗级老师，以及大批文化人士，然后才意识到“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想要文章进步，必须得到文章高手云集的地方去。

　　从苏辙的文章和经历可以了解到，一个读书人想要进步，不被时代淘汰，还是得走出去，而且是从安静的地方往热闹的地方走，从信息闭塞的地方往信息开放的地方走，古人追求的也是名校名师，遑论今人?

　　同是宋朝的范仲淹，也是离开家乡，前往书院读书，为的是能获取更好的师资和信息。再如曾国藩，他年少的时候在湖南荒僻的乡村读书，但为了提升，他年轻的时候就走出山野，走向文化更为发达的长沙城，在那里读书用功，准备乡试。古代不少书生，在京城应试失败之后，往往会留下来不走，继续住在京城复习，以待下一次。

　　现代人为追求安宁，绕开喧嚣，带着孩子去乡下读经习武，这其实是和古代圣贤的方向逆着走，可行与否，值得三思。当然，有些古人向往“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生活，隐居不出，但前提是：这些古人大多已经功成名就，生存和功名对于他们而言，已经不是问题。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竞争的时代，没有古今之分。

　　古代读经真相：

　　为应试考取功名 参考书成为一个大产业

　　关于读经的用处，《儒林外史》第十三回讲得很分明，书中的马纯上先生对蘧公孙说：“就是夫子(孔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不行了。”这话的意思就是，哪怕孔子穿越到大明王朝，也得换一种生活方式，老老实实去参加科举考试，也得学八股文，这样才能找到工作。马纯上的话虽然讲得很俗，但很实在，很管用，你在哪个时代，就得按哪个时代的标准去求学求生存。

　　儒家经典当初产生的时候，当然不是为应付考试而产生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古代读书人从早到晚口干唇燥地诵读它，主要还是为了功名，说得更实际一点，是为了生存。既然成了教材，自然就有教参。在八股取士的时代，关于科举的参考书，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马纯上先生就是靠编科举教参换取生活资本，并且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在《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里，蘧公孙经过一家新的书店，看到门口贴着一张红色纸条，上写“本坊敦请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乡会墨程。”大意是说本书店专门请来教参大家马纯上先生精选的科举文章，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从这个细节可见在明朝、清朝的时候，科举教参已经商业化、市场化，有书店经营，有名师坐镇，有广告宣传。那时的书生，想要考场得意，不仅要背教材，还要反复琢磨各种教参，模仿各种优秀八股范文。

　　吴敬梓也是科举考场走过来的人，他写的《儒林外史》就透露了那个时代读经的真相：主要是为应试。可见，任何一个时代，学习都有一定的目的性。

　　在现代社会，读经已经不再承担求生存求功名的使命，同时，它与现代教育的联系，已经不像古代那样紧密。也就是说已经不是走入社会的敲门砖，因此纯粹靠读经来求得发展，其可行性值得慎重考虑。

　　其实，读经已经不是现代应试工具，我们不妨用更超脱的眼光来看待它，古代经典凝聚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华。学习它，可以培养孩子的文学情怀，提高审美情趣，提供一种思考世界的方法和视野，中华民族靠着它走过几千年，肯定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经典有用;一方面，经典不是敲门砖，不妨悠着点读，不必脱离现代教育体制，不必远离城市去专门培训，而是可以和现代教育体制和睦相处，岂不两全其美。更何况，传统文化的学习，也是现代教育机制的组成部分呀。(刘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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